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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产业现状来看,却是一派让人莫名感慨的景象,在1978年国门洞开之时,跨国汽车公司就被获准涉足中国汽车制造业,德国大众,美国通用,法国标致,日本丰田、三菱及日产等纷纷选点设厂,中国民族汽车产业原有的红旗牌及上海牌相继被巧妙地消灭。新华社记者、知名汽车观察家李安定曾用“百病缠身”来形容国内的汽车工业:投资分散,开发能力差,生产成本高,销售服务体系近乎原始。他断言,如果汽车业不能通过巨额资金的筹集来完成结构调整和重组,全军覆没绝非危言耸听。在这种大环境中,李书福贸然闯入,自是无人喝彩。

    李书福当时拥有的资金是1亿元左右,他大了胆子对外宣称“投入5亿元”,可是,即便是5亿元这个“大数字”,在汽车业界听来也是很可笑的。与李书福同省的另一个著名民营企业家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当时也有造车梦想,他在汽车配件业已浸淫30年,一直渴望打通产业环节,造出中国轿车。在萧山家中,他常年把一张汽车风景画挂在醒目的墙壁上,日日视之,夜夜思之。当听说名不见经传的台州李书福要造汽车时,他大吃一惊,然后很老实地说,“造车一要政府许可支持,二要上百亿元的资金,万向还没有准备好。”李书福也没有准备好,不过,他觉得造汽车很容易。在一次采访中,他轻描淡写地说,“汽车不就是摩托车再加两个轮子吗?”事实上,他也正是用造摩托车的方式来造汽车。跟以往一样,他先选中了一个仿制的对象,那就是当时国内销售最好的低价轿车天津夏利,设计师是厂里几个手艺高超的钣金工,第一批轿车是用手工一榔头一榔头地敲打出来的,它的正式图纸在投入批量生产的几年后才被专业人员补齐。

    民营企业造车最大的障碍还是政府许可,李书福依然寻求“变通”。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的汽车许可证来自四川德阳的一家监狱。该监狱下属有一家汽车厂,李书福注资取得了70%的股权,然后取了一个跟全球最大飞机制造商美国波音完全类似的厂名“四川波音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入世与出局厂名叫波音,车型像夏利,车价仅如一辆高档丰田摩托车,1998年8月8日,李书福造出的第一款汽车“吉利豪情”正式下线。他摆宴100桌,向全国官员及经销商发出700张请柬,结果只来了一个浙江省的副省长,90多桌菜肴受到冷落。

    李书福长相敦厚,塌鼻细眼,十足的草根气质。在一开始,他就被媒体渲染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堂吉柯德似的、随时有可能被强大体制吞没的悲情英雄,而李书福本人似乎也十分“配合”这样的形象塑造,他是一个天生的本色演员。有一年,他参加一个颁奖晚会,电视台直播,轮到获奖人李书福上台了,他走路的动作明显放慢,好像是电影里的慢动作。主持人很好奇,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一脸茫然地说,是他们(导演)让我走得慢一点的。此言一出,满场莞尔。李书福的草根与看似木讷为他赢得了国内传媒的同情与好感。然而,在汽车界他却展现出赌性十足与杀气冲天的性情。吉利豪情一面市,就以超低的价格掀起了一场血风腥雨。当时中国的轿车定价大多在10万元以上,最便宜的天津夏利售价近9万元,而“豪情”的价格为5.8万元。有媒体设问,“消费者都在问,5.8万元的轿车能开吗?”李书福听到这个问题很高兴,他反问记者,“那就是说,如果能开,消费者就都肯买吗?”吉利的入局让汽车业界头痛不已。在之前,各厂家的日子非常红火,轿车价格坚挺而上扬。“豪情”一出现,像一只土制的秤砣把上扬的涨价箭头一把拉下。李书福的竞争战略就只有很简单的一条:“做中国最便宜的轿车”。为了应战,天津夏利被迫降价,它每降一次,吉利必应声下降,杀到最后,夏利开出3.18万元的“跳水价”,李书福马上挂牌2.99万元。此价一出,舆论顿时哗然,业界一片寂静。

    李书福在市场上如蛟龙翻江,在政府面前却战战兢兢。他的那张从监狱工厂转来的许可证不但来路可疑,而且按严格规定只能生产卡车和两厢汽车。吉利要做大,一定要一个合法正式的“准生证”,这成为李书福必须解决的头等大事。根据国家的汽车产业政策,所有的资源及政策都将向一汽、二汽及上汽三大国有汽车集团集中,吉利获合法准生的概率非常渺茫。1999年,主管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到台州调研,专程去吉利视察。李书福当面请命:“请允许民营企业大胆尝试,允许民营企业家做轿车梦。”讲到激越处,李书福说,“如果失败的话,请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吧。”斯言慷慨,闻者无不动容。

    一直到2001年的春夏之交,李书福的“求败呼声”还是没有得到回应。7月份,国家经贸委公布最新一期《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吉利上报的两款新车还是被刷了下来。根据中国与wto达成的入世协议,汽车制造业将有6年的保护期,在这期间,进口关税逐级下降,进口配额将彻底取消,最后到2006年7月1日,进口关税将降到整车为25%,零部件为10%的目标税率。6年中,所有国有及跨国汽车公司必将完成重大的投资及重组战略,如果吉利连“准生证”都拿不到,就更谈不上参与竞争了。《中国企业家》在一篇题为《生死李书福》的封面报道中描写道,“对那次《公告》,李书福寄托了太多太多的期望。但是,当别人在《公告》刊出当天告诉他,吉利被排除在目录之外时,他甚至没有勇气自己拿起那张刊登《公告》的报纸,找寻吉利的踪影……9月,一个宁静的夜晚,走在北京亚运村的街道上,李书福仰望只有半钩残月的夜空,吁叹一声。”

    就在这篇报道刊登的一个多月后,11月9日,有关部门突然增发一批汽车许可公告,“吉利jl6360”竟赫然在榜。第二天,中国在多哈会议上被正式批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两条新闻几乎同时出现在各大媒体上,“中国入世”与“李书福入局”的巧合,自然引起国内外舆论的一番热烈解读。每个人都喜欢这样的联想,从政府、传媒、专家、普通公众到李书福。

    刘永好、吴鹰及李书福的“另类式成功”各有因缘际会,也生动展现出在利益重新调整的混沌格局中,市场与垄断之间犬齿交错的渗透、妥协与博弈。那些意外闯进垄断或半垄断领域的企业家们从此开始了一段获利颇丰却前途莫测的商业旅途,他们的成功带有很多机会主义的色彩,因而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总体而言,2001年是令人亢奋的。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wto似乎是一道漂亮的彩虹门,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举国上下竟有大松了一口气的意味。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确切地知道wto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即便是最优秀的企业家们也没有看清那些正在发生的剧烈衍变。其中最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已经成为全国房地产业领军人物的万科集团王石信誓旦旦地预言,加入wto之后,房价将下跌15%。后来发生的事实让他的这个预言成了一个笑谈。

    在这个剑舞笙歌的年份,仍然有低迷的行业存在,那就是受纳斯达克股灾和美国经济影响的互联网产业。那些意气风发的it英雄们正遭遇他们职业生涯中的第一道大寒流。

    看上去麻烦最大的是网易的丁磊。8月31日,网易宣布对上年的财务报表进行修正,净亏损从之前公布的1730万美元上升到2040万美元。4天后,纳斯达克以财务报表存在疑点为理由宣布网易股票被停止交易,网易也随即宣布丁磊辞去公司董事长和ceo的职务,改任谁也没有听说过的“首席架构设计师(cto)”。与此同时,有传言认为网易很可能因为这个“丑闻”被摘牌,而一家香港网络公司则在接受道琼斯新闻专线采访时表示,它将收购陷入困境的网易。丁磊后来回忆说,“其实那段时间很迷茫,连卖掉网易的心都有过。不卖的原因也不是说我不卖,而是我们财务审计出了问题,人家不肯买了。”他向好朋友、广东步步高集团的段永平请教出售网易的问题,段永平反问他,“你卖了公司干吗?”丁磊说,“我卖了公司有钱再开一家公司。”段永平笑了,“你现在不就在做一家公司,为什么不做好呢?”听了这话以后,丁磊如大梦初醒。决心重新来过的丁磊尝试让网易转型,他宣布投资开发网络游戏《大话西游》,同时与移动电信商大力开发短信业务。丁磊的冒险证明他是中国互联网产业中直觉最好的企业家之一,这种人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一个行业的钱到底“藏”在哪里。网易在2001年又亏掉了2亿元,不过,能快速带来现金流的网络游戏和短信业务最终还是拯救了这个30岁的年轻人。

    阿里巴巴的马云没有像丁磊那样风光过,所以他的焦虑会少一点,不过,阿里巴巴在那一年也是焦头烂额。在此前,美国著名投行高盛和由传奇的日本投资人孙正义领导的软银公司已经先后对阿里巴巴投资2500万美元,腰缠万金的马云把总部迁到了上海,还同时在美国、英国、日本和香港分设子公司,他提出要设立一个遍及全球的公司架构,把“红旗插遍全世界”。他还在2000年9月在杭州举办了中国互联网产业的第一次行业峰会“西湖论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