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国纵使在最为强盛之时，也从来没有把日本当成自己政治或是军事势力范围的企图，但是日本却有一种假如有朝一日，能够逐鹿中原称霸华夏的致命吸引力幻想，以补偿日本民族集体性的对中国自卑与自制的历史情结。日本自知以人口、面积、经济与文化的全面国力而言，它是无法也不可能与中国正面对抗，更别提要取代中国而称霸东亚了。所以日本一直不敢采取对外发展的国家策略，最多只有入侵一下朝鲜半岛或是任由日本海盗掠夺中国沿海地区而已。
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才发现这是一个历史转变的契机，假如日本能够比中国先完成现代化，它可以利用现代化所产生的巨大优势，去支配与宰割当时仍然处在封闭与落后的中国。这样日本就能超脱二千年来，一直不可能超越中国之自卑心理的历史格局。它将以现代化的船坚炮利做为工具，来建设一个威震华夏、万邦来朝的“太阳帝国”。
在美国以舰炮打开日本的锁国政策之后[1]，日本朝野都受到极强的刺激，于是同心推动明治维新，对内结束了近七百年的军人专政与割据的局面，对外开始大量吸收欧美的现代化科技与制度，当时日本秉政的幕府大将军德川庆喜，在内外巨大的历史性压力下，决心奉还大政。
一八六八年，日本正式开始进入推动明治维新的历史新页，这是日本吸收西方文化、制度与工艺的一个全面性历史改革，这种历史性的大变革，对日本而言，并非完全陌生，而是有历史前例可循的。因为过去日本的全面汉化，一样经历过全盘性仿效中国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做法，所以在历史发展中，日本是一个善于吸收与模仿外国文化制度的国家，他对于全面西化的抗拒也就不是很强，何况在全面的西化之后，日本可以迅速成为富国强兵的国家，而称霸东亚，是日本立国以来，想都不敢想的历史大业，如今竟然有实现的机会，对于日本人而言，当然更是具有非常的吸引力。
明治维新的重点，主要在于尊君立宪、引进科学、发展产业，建立富国强兵的国家发展战略。日皇制度维持了日本在改革之时所需的政治稳定，立宪造成新的人才体系运作，封建阶级转化成为大大小小的财团，武士阶级转化成为皇军的骨干，因此日本的明治维新付出不是很高的代价，就建立起一个类似近代西方强国的新基础。可是日本是一个资源非常有限的小国，缺乏与强权直接对抗的本钱，日本若想摆脱这个资源短浅的梦魇，而寻求霸权的发展，它就必须设法取得支配中国广大市场与资源的地位。当时的中国正值清末最衰弱的时期，因此，日本在推动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同时，也急于掌握这个历史的机会，设法掌控中国，这样才能建立“八竑一宇”的日本帝国。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政治结构，可以说是一种变体的封建与民主制混合后所产生的新威权体制。日皇拥有神圣的地位以及绝对的权威，因此他不亲理庶政，政府分成内阁、国会与军部三大部分。国会当然不能监督日皇，只能在预算与法律上，对内阁产生制衡作用，内阁的首相负责总理政务，而由日皇咨询政治元老的意见而任命，但是内阁对日皇而不是向国会负责。最为特别的是军令运作，在日皇单独拥有“统帅权”的前提下，所有军令都由军方领袖直接奏告日皇，然后奉赦令行动，政府的首长不得参与军令决策会议，这种运作特称“帷幄上奏”（因此有时候甚至连内阁的首相，都是看到报纸才知道日军已经发动军事作战行动）。
另外在军政方面，也是由军方独断的运作，军方杯葛政府的最大手段，就是退出内阁或是拒绝推荐军方将领入阁，因而造成政府倒阁（当然后来又加上干脆由少壮派军官直接刺杀不接受军方立场的政府首长）。更令政府感到为难的是，海军与陆军又是各有独立不同的立场与系统，有时政府接受陆军的要求，又会引发海军的杯葛，反之若是顺从海军的要求，又会引来陆军的反弹。每一任的日本政府内阁最大的困扰，就是如何与军方的意见达成协一八七年，日本明治维新首脑人物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决定模仿普鲁士的强兵政策，建立直属日皇指挥的“皇军”制度，接着一八七八年日本又成立了独立的军令最高机构参谋本部，日本的军部就逐渐发展成为新的太上政府，有些重现日本过去的幕府大将军，以日皇名义秉政的局面，只不过是以军部的形式出现而已。当时日本军臣与人民，其实都很习惯于“军人干政”，因为七百年来，日本幕府大将军秉政的制度，就是军人干政的制度。明治维新之后，幕府大将军是交出了干政的大权，但是新的军部，其实又在遥控甚至是主导着政局，加上强国必先强兵，争取海外资源与市场是引进工业革命、建立产业资本制度的成败关键，因此明治维新基本上展开了日本的新军国主义的发展。
2.3主导日本政略发展的大陆政策
在过去的历史中，日本对于自己“资源有限”无法发展成为一等强国，而且必须步步为营，避免与大国直接冲突，以防自己国家遭到倾覆，可以说是有着无限的恐惧情结。日本深知中国的资源丰富，市场广大，因此日本错误的认为，只有主宰中国，日本才能走出生存与发展的危机意识。而如何经略中国的“大陆政策”，就成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举国一致的对外目标。所谓的大陆政策，当然就是如何侵略中国的日式说法而已。于是如何能够操控与主宰中国，以得到日本发展与竞争的所需资源与市场、确保它能拥有富国强兵，威震东亚与世界的基础，即所谓建立一个“八竑一宇”的日本帝国，成为当时日本朝野一致的国家政略共识。
只是日本对于如何完成这个政略目标，政府与军方有着方法与路线的争议，其中强硬派主张模仿普鲁士的方法，以军事力量为主，直接对中国进行侵略与统治。温和派则主张，由于中国实在太大，因此难以直接用武力征服，不如模仿英国式的策略，运用经济、政治与外交的手段，加上军事的威慑，而将中国的市场与资源，设法纳入日本支配的范围。
甲午战争是日本这个征服中国梦想的初试锋芒，结果明治维新之下的日本，以工业化的基础以及举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击败了中国虚有其表的北洋派系。日本完成两千年以来对中国作战的首次“大胜”后，它是竭尽所能要屈辱中国与劫掠中国。因此在马关条约（treatyofshimoneseki,1895）中，日本以极其高傲的姿态，穷极贪婪的野心，不但取得所有帝国主义剥削与压榨中国的特权，同时要求中国赔偿二亿两的白银2，以用来建设“富强的日本”，并且要求中国割让对朝鲜的宗主权以及辽东半岛与台湾的领土，这是日本千年逐鹿中原梦想的开始。不料因为日本的占领辽东半岛，与帝俄在远东南下，撺取中国不冻港的战略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日本在俄国联合德、法的压力下，被迫放弃占领辽东半岛（由中国增加赔偿三千万两白银给日本，以“赎回”自己的领土），但是辽东半岛仍是日本准备侵略中国大陆的地缘桥头堡，日本当然不会真正甘心放弃它所觊觎已久的大饼。一八九八年，李鸿章在中俄密约之下，将东北权益交给俄国，以联俄制日，结果是种下日、俄在辽东半岛历史大决战（1903-1904）的主因。日、俄之战，是日本以倾国之力，进行孤注一掷的战争（英、美都站在支持日本的立场），结果虽然是日本战胜俄罗斯，但在国际强权都要瓜分中国市场与资源的压力之下，日本无法如愿以偿的独占辽东半岛，它只能取得经营中国东北南满铁路的特权，及大连、旅顺的租界地。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是与帝俄开战，但是在战胜国的主要战利品中，竟然是取得一系列占领与剥削中国领土和利益的特权（中国根本没有参与这场战争），可见日本谋中国之深，以及西方帝国主义手段之狠毒。
对于日本而言，侵略中国既然已经成为明治维新的对外一致国策，因此日本会设法利用一切的机会，继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一九年日本利用义和团事件，与国际强权组成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取得在中国天津到北京的驻屯军权力，以及又一大笔的“赔款”。一九一二年日本企图利用满清政府瓦解的机会，策动满蒙独立，准备占领中国的东北，但是在俄国强烈的牵制下作罢3。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军推翻满清王朝，一九一二年中国成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同年，日皇明治逝世，大正即位，此时日本面对另一次历史发展的机遇，就是中国革命所带来的机会。虽然中国的革命军推翻了封建王朝，成立民国，但中国的民主政治，一时根本无法在旧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下生根发展，中国顿时沦为军阀支配与割据的国家，军阀的内战更将造成中国进一步的支离破碎，正给予帝国主义侵略者更好的机遇，日本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2.4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一次世界大战在一九一四年爆发，日本看到西方国家受到欧战的严重牵制，无法顾到日本在亚洲势力的发展，因此借口参加对德国作战为名，入侵当时德国在中国势力范围的山东省；同时也看准了袁世凯要想当皇帝，中国正处于分崩离析的危机之中，因此日本在一九一五年，正式向袁世凯提出等于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内容涵盖了日本要求在山东、东北、长江流域，以及全国各地的特权，以及监督中国政府的政治运作的条款，除了极少数条款仍待保留商量之外，袁世凯在压力下屈服，签字接受二十一条中绝大部份的内容，但是在密约曝光之后，中国人民激起的强烈反弹，迫使得北洋政府不敢履行密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