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顾全大局之下中日停战
这种缺乏全国一致抗战的局面，迫使蒋介石真实的了解到冷酷的现实，假如中国要想真的进行对日长期抗战，现在只能就要见好就收，以图凝聚共识与发展实力。因为假如真的在目前这个阶段，把上海事变发展成为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那么当时四分五裂的中国，是既无兵、又无钱与日本作战（当时中国连征兵的制度都没有建立，当然也没有现代化的货币与税制），而没有国家观念的各路诸侯，也可能会见风转舵，加入日本操控的傀儡组织之中，中国最后只有面临亡国一途。
在上海抗敌的中国守军，面对日军的大举增援，一再的电请国民政府增加援军，但是蒋介石也到了无兵可调的困境，因为各路诸侯根本拥兵不救，原本由蒋介石所主控的部队不过六十多个师而已，主力则是用在对刚刚在江西建国的共军作战。在与共军对峙的国民政府部队，在奉命抗日而调动之后，就会立刻就受到共军的尾随追击，因此根本很难抽调援军布阵。
何况蒋介石发现日军已经决定准备见好就收，因此决定给日军一个下台阶，而没有必要立刻以大军增援上海守军，只调动江西的蒋鼎文师、在河南的胡宗南师，长途赶赴战场[3]，以及要杭州的上官云相师在纵深阵地集结待命。
蒋介石的战略考虑以及调兵的困难，当然没有得到十九路军的同情。十九路军眼见日军大举增兵，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得到更多战力的补充，因此为激动，强烈批评蒋介石拥兵不救。中国军队的将帅失和，增加了上海作战的困难。蒋介石原本指示十九路军注意浏河的侧翼防守，但是十九路军根本已经不把他的命令当成一回事了，十九路军忘了参战的第五军，其火力与兵力都比自己要强，而在第二线的中央军也奉命抽调兵员，秘密补充十九路军的阵亡缺额，一场十九路军与军委会之间的“误会战”，增加了整体协调作战的困难。
日本的白川义则临危受命，负有“不能失败”的任务，白川大将对于迂回作战有着高度的掌握，他的作战名言是，“只要能够迂回攻击敌人，就不正面攻击敌人”，因此他决定在表面上，仍然采取中央突破攻击，引诱中国军队投入预备队，然后采取主力大迂回包围的战术，白川下令日军在海空军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从二月二十八日起猛攻江湾与朝行，然后在中国守军入预备队反击之时，就展现他迂回作战的本事，下令日军十一师团由崇明岛直接在浏河附近登陆，迂回包抄中国守军的背后。结果华军在兵力没有得到补充，火力又远远不及日军的状况下，无法兼顾浏河的侧背防线。十九路军也没有与第五军做好紧密的联系，就抽调走防守浏河的部队，等到日军从浏河进行侧翼登陆，迅速地发动迂回攻击，威胁到上海守军补给线的安全，第五军再想紧急的调动八十七师的预备队袭击登陆的日军，已经迟了一步。因此在三月二日，华军全线被迫进行撤退。
这时候，国际强权国家担心战事扩大会妨碍到他们在上海的商业利益，因此纷纷地介入调停，日本眼见满洲国已经炮制成功，也不想与国际社会完全的决裂，而在上海的作战又不顺利，因此愿意接受停战。而国民政府知道自己的实力仍然无法进行抗战，也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因此也就同意与日本签订停战协议。当然日本在这个停战协议中，必须退回原来的阵地，但是日本仍然讨到一个便宜，就是中国的部队不得直接进入上海市近郊[4]。
在上海签订停战协议之前，日本上海派遣军与上海日本的领事、侨民，在四月二十九日，庆祝日皇裕仁生日（日本人叫天长节）的阅兵群众集会中，遭到韩国反日志士尹奉吉的炸弹攻击，白川大将当场重伤致死，驻华公使重光葵的一条腿被炸断，植田师团长的一双眼睛炸瞎，多名日本高级将校与官员负伤，使整个日军的骄气为之震慑。
7.5事变的分析与检讨
一二八事变的上海浴血抗战，虽然中国方面以低姿态的和局收场，但是中国军队在上海作战时的英勇表现，足以洗刷中国军队在东北不战而退的屈辱，而一般的中国平民百姓，自动自发的热烈支持军队抗日的各种表现，开始凝聚了民族主义的力量，这对于后来中国的政局与历史，发生极其重大的影响。这场浴血抵抗，不但让中国人民感到骄傲与兴奋，也让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军队抵抗侵略的决心与能力，出现刮目相看的正面看法。
不过其中也有不利的结果，就是舆论过于同情十九路军的“孤军”抗敌，因此强烈批评蒋介石的“拥兵不救”，更反对就此见好就收，而与日本签订停战协议。这些可以说是见木不见林的看法，最终为十九路军发动“闽变”而背叛国民政府留下伏笔。而广州方面的政府，甚至认为这是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卖国行为，有意打击与抹杀“粤军”的威信与表现，因此再一次酝酿发动与南京政府分裂的行动。
若从事实的真相来分析，十九路军坚持不待命就自动地奋勇抗敌，当然表现出中国军人守土有责的英勇士气，否则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陷入低迷与绝望的中国人心，在中国军队继续不敢抵抗的之后挫折，真的有可能会面临分崩离析的状况。但是若是跟着当时的舆论，认为国民政府只要学十九路军的“跟日本人拼了”的战法，就可以在上海击败日军，或是进一步收复东北失地，甚至还有可以“远征东瀛”的高调，那就不但是天真，甚至是激情与过于幼稚了。十九路军与第五军在上海与日军浴血奋战，而初步战绩令人振奋，但这只能够暂时挡住过度自大与“轻敌”的日军攻势而已。真正的要和日军一决高下，以当时中国的军队以及中国的国力，还是相差得太远了[5]。
但是当时政客与所谓舆论的批评下，蒋介石成为不肯支持十九路军“打败”日军的“亲日”份子，只差点没有宣布他就是汉奸。事实上是，当时蒋介石才刚刚在政府陷入危亡震撼之际复出，这时已经支离破碎的国民政府，又在慌乱之中，刚迁到洛阳，蒋介石实在是既无充足的兵力可以调动，更无足够的粮饷可发，一点维持政府运作的经费，以及安抚军队不要哗变的粮饷，还是靠其舅子宋子文的关系，在上海的银行团中，软硬兼施地勉强给凑出来的。假如蒋介石没有派遣精锐的第五军（那时蒋介石当时唯一能立刻调动的中央军看家部队），及时地支持十九路军对抗日本的陆军攻势（第五军兵力为五万，十九路军为三万，装备又以第五军为佳），那么上海的战局，根本不待白川义则增援的大部队到达，十九路军就很可能会以惨败收场。
而日军之所以会无法在上海一击而胜，当然是严重低估了中国军队反击的决心与战力，等到日本正式组成兵力强大的上海派遣军之后，情势就不同了。此刻蒋介石颁布了全国防御计划，但中国各地拥兵割据的领袖们，却无人真正的听命派兵响应，那么蒋介石就算是能够再凑出几师的部队支持上海作战，最多也只能再挺几天或是几星期而已，根本也是无济于大局，却徒然给国家增加更多的危机。
既然国际强权出面调停，日本也有意见好就收，蒋介石却仍然尽量的调兵，在纵深阵地布署以防万一，因此从蒋介石的上海战略布局看来，他绝对不是见死不救或是“不抗日”，更非因为十九路军不是中央嫡系部队就拥兵不救（在上海血战的中央嫡系部队，要多于十九路军），而是蒋必须顾全大局，若是在上海继续的再打下去，分裂与落后的中国，必然会吃大亏。但是在当时，由于有心人是不断借着十九路军事件，来攻讦蒋介石，更多的人便误以为蒋介石不敢或是无心抗日，也更为加深了广州与南京之间分裂的心结。
一二八事变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暂时的稳住了中国的民心士气，也增了国际社会同情中国的舆论，但是在战术上，却给日本增加了在城市作战的经验与准备[6]，同是日军也秘密的加强在上海租界内的防御工事，构建出中国军队火力无法破坏的要塞式据点。而在中国方面，则是误导了日后作战准备的方向，以为中国军队在都会区作战中，可以占到死守的地利，而轻忽了纵深作战的准备与布署，结果在以后的八一三淞沪会战（1937）中，中国方面派出大军在上海市区与日军进行大规模决战，甚至企图逆袭日军阵地，结果华军部队付出超过预期的死伤代价。
附注：
[1]日川岛是满族后裔，由日本人养大，在抗战胜利后，依法被处死。
[2]作者的先父是当时报名参军的热血青年之一，据先父说，还有当时来自东南亚的华人，不但踊跃的捐助抗日经费，也有华侨青年离开学校与工作，兼程回国共赴国难，投入抗日作战。
可见只要中国决心抗日，所有海内外的华人，都是一心一德、义无反顾，来参与抗日行动。
[3]由于当时中国根本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长江水路又遭到封锁，因此等到增援部队到达上海时，战事已经结束了，这又充分显示中国是全方位的落后，如何能够与日军进行全面的决战？
[4]可是中国负责签订停战协定国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郭泰祺，不但被舆论批评得无法做人，还被群情激动的学生围殴以致重伤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