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战争要有现代化的人民、社会、组织、经济与工业，才能组成现代化的军队，唯有如此中国才能有实力来对抗日本的侵略。
而中国要有这些现代化的社会与经济基础，至少要有几十年的时间培养与发展，才能看到具体的成效。但是在日本疯狂的进逼下，中国被迫即使没有做好作战的准备，也要开始反抗了。所以日本的决策者知道，绝对不能给中国足够的时间来复兴国家与救亡图存，中、日两大民族的历史决战胜负，就决定在时间的竞争上。
12.2日本企图建立汉奸政权的失败
一九三三年年初，武藤信义率兵进军热河的重点并不只在征服热河而已，而更是直指华北，目的是要给中国人民一个“无法对抗日本”的事实打击[1]。日本特别希望能够击溃国民政府之中央军，以离间华北的各个地方部队对国民政府的支持。武藤认为让中国遭到前所未有之丧师辱国的惨败、打垮中国的抵抗意志，这样才可以屈服华北，同时进而造成华中与华南的分裂。
因此当武藤信义调动关东军准备进军热河的同时，日本的“中国通”奉天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立刻奉命转任天津特务机关长。坂垣的计划是，利用中国部队作战失利所引起的社会与人心动乱的当头，来利诱军阀与政客，他曾经企图利用段祺瑞、孙传芳与吴佩孚，但是都不得要领。（这真是大大的出乎板垣的意料之外，中国人怎么会有官不做？）板垣只有跟张敬尧与孙殿英等“三流”军阀联系，并且透过他们与东北军将领张作相，西北军将领宋哲元都有所接触。板垣希望能够离间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然后在华军的战线崩溃之时，由他们趁乱出兵反蒋，造成“华北独立”政府，届时再运动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渠来响应就更有可能了。但是这次任凭板垣用尽各种手段，都无法真正的策反这些原先与蒋介石有仇的军队，来公然的反叛国民政府。而担任居中联络的汉奸张敬尧，又被爱国志士所刺杀，因此板垣所有的策反计划全都落空，使得关东军在华北的军事行动，失去了政略上的作用。
同时国际社会已经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华北，破坏了各国在华利益的均衡，出现了相当强烈的反弹。日本既不能一口就并吞中国，政略离间以瓦解中国又没有达成，因此只有设法与中国停战，以集中力量消化所占领的东北四省。日本军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向关东军下达“华北应急方案”，要求关东军在六月底之前，要与中国方面达成停战，然后撤军回到长城以北地区。而在国民政府方面，汪精卫在张学良下野之后，重新复职，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因为热河之战输得太惨，自己无法兑现抵抗到底的宣言，只有请假出国，进行广泛的外交联系活动。蒋、汪二人对于当前的局势，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可以有条件的暂时接受屈辱，而尽量设法保全华北，以图国家的建设与抗战的准备。
12.3黄郛设法收拾残局
不过问题是，国民政府方面当时并不知道日本政府与军部，已经决定在华北停战。国民政府眼见日军突破了长城防线，兵临平、津，而蒋介石却正处在无兵可调与无财可用的窘境。蒋、汪只有设法请出与日本关系良好，也是同盟会时代的革命老同志黄郛，让他设法与日本人谈判折冲。由于黄郛是留日学人，精通日语与了解日本的文化与国情，曾在同盟会时代，热心参与革命，后来在北洋政府任过要职，并且与蒋介石结为金兰，是蒋介石对日政策的主要私人顾问，而他与日本当时的军政方面负责人，也有着不错的人际关系。黄郛虽然已经退出政坛多年，但在国家陷入危亡震撼之际，蒋介石又动之以金兰情，恳请他念在苍生而出山，他只好出面收拾华北的局势。
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政府最感到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与日本进行直接的谈判与交涉。因为当时日本的政局，在少壮派军人的主控之下，气焰之狂妄，根本是无理可谈，所谓的中日谈判交涉，只不过是让中国在会议桌上屈膝受辱而已（其实连日本政府官员，也不敢惹这些少壮派军人）。而当时中国的民气又沸腾已极，任何对日本让步的协议，都会被视为“卖国”的罪行，因此官员在议场中所受的内外压力，甚至大于在战场的指挥官。当时黄郛实在是在无可奈何的状况下，勉强同意蒋介石的请托而出面收拾华北残局。一九三三年五月三日，国民政府宣布，由黄郛出任北平政务处理委员会主任，统领华北的军政全局，负责与日本进行交涉。
日本策反华北军阀运动失败之后，如今由于黄郛的复出，日方又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因此日本想先给黄郛几个交涉成功的机会，以巩固他的地位与影响力，然后再以各种威胁利诱的方式，软硬兼施的拉黄郛入伙，使他成为日本分裂华北的汉奸领袖。所以日本就主动透露欢迎与黄郛进行停战交涉的意愿。黄郛是先在上海与日军代表根本博进行接触，得知日军有意在华北停战，他才决定北上，收拾残局。
事实上，国民政府的部队在热河与长城作战的失败，同时动摇了政府脆弱的财政基础，由于银行团担心大局急转直下的全面恶化，因此不肯购买政府债卷，而在宋子文于四月中出国之后，财政危机更为严重，全靠黄郛利用他与银行团的关系，先设法为国民政府先借到两个月的周转金，否则军队与公教人员又领不到粮饷了。银行团是希望天津海关的关税收入，做为政府还款的担保[2]，因此黄郛的任务，不但是收拾华北残局，更是要保存平津，以稳住国民政府的财政信用。
但是谈判就要开始时，日军却决定利用机会，先给黄郛一个下马威，以争取到更为有利的城下之盟，因此日皇裕仁批准了关东军在长城沿线的作战计划，武藤信义立刻把握这个机会，在五月六日，下令原先后撤的日军，再度的越过长城的关口，猛攻在滦东的华军。
华军根本没有料到日军会退而复返，更没有想到在谈判即将开始时，日军会加强攻击，加上华军已经力竭而不堪再战，因此滦东阵地连续失守，日军席卷滦东各个军事重镇。五月二十一日，日军兵锋前缘突破香河，直逼北平外围的通州，炮声响彻北平全城，溃兵与难民接近失控状态，而在北平坐镇指挥军事的何应钦，已经下令将指挥部撤离北平，准备南下良乡与保定。一时之间，平津的沦陷，几乎是迫在眼前的事实了。
12.4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
黄郛在这种危机关头，冒死匆匆地赶到北平（沿路还有“爱国志士”准备刺杀他），这时北平已经是处在人心惶惶、兵荒马乱的危机状况，黄郛在北平弃城前夕，设法再作最后的努力，与日本军方代表永津佐比重进行私下的接触。其实当时日皇的军令是，不准关东军攻占北平与天津，因此日军兵临城下，只是谈判的手法而已，但是黄郛与国民政府却根本不知道这个状况，只知在日军的包围下，平津已经危在旦夕，为了阻止日军的攻城，必须设法立刻接受日军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否则华北即将沦陷，中国的政局也将面临瓦解的危机。
而当时的日本驻天津武官永津中佐，早已经奉命要在六月底之前，与中国代表达成停战协定，因此他在五月二十二日晚上，突然派人与黄郛进行接触与谈判，日本提出了停战条件，要求黄郛立刻承诺，黄郛在考量挽回大局的情况下，只有急电蒋介石，要求中央决断是否接受。这时蒋介石与汪精卫等人，特别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会议中大家都认为，只要能够暂时保全平津，必须接受日本的条件，因此立刻致电黄郛，表示除了涉及东北四省的主权之外，其它全都可由黄郛全权作主决定，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蒋、汪二人绝对会为协定的内容，共同负起历史责任（这是黄郛最为关切的重点之一，他不愿意成为所谓“外交卖国”的千古罪人）。
这样黄郛设法与日本少壮派军方代表周旋，用尽人际关系的运作，勉强与日军达成了停战协定纲要，而实际的条约内容，则是于五月三十一日，交由中日双方军队的指定代表，在塘沽签署生效，这就是所谓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这个协定要求，将中国领土滦东地区，划为中日停战地区，允许日军掌控长城各个战略关口，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停战区，但是允许日本实际遥控滦东战略地区[3]，与取缔所有的排日组织与行动。为了减少中国舆论的这个地区的位置，就是相当于宋代“燕云十六州”的东南部，日军有效地控制此一地区，中国在黄河以北，几乎就无险可守了。反弹，中日双方并未完全的公布协议内容，以及进一步退让的口头承诺。日军在谈判桌上，即获大胜，对平津的包围与攻击才告停止。
12.5黄郛力撑大局的困境
在华北局势的兵荒马乱之际，黄郛运用个人关系的运作，与日方谈判而稳住了濒临溃散的华北局势。日本之所以会突然与黄郛达成停战协定，其实是它的两面策略，一方面避免日军全面地陷入中国战场，一方面是设下圈套，先给黄郛交涉成功的机会，然后设法逼他逐渐地接受日本的政治计划而领导华北自治运动。但是黄郛坚决不肯就范，而是尽量与日本周旋，日本则是不断地利用机会，制造事端，给黄郛带来没完没了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