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方先觉与多位高级部属，先后从日军手中安全逃脱，他们全都否认，曾经正式向日军投降。日军也拿不出正式降书的证据，当时双方只是协议终战而已，因此他们受到礼遇，才能顺利的脱逃。这就是日本人的心理，把自己正式的投降，硬说成终战，而把方先觉将军第十军的终战，说成投降。）给史迪威。当时中国上下，独立奋战的信念已失，企图依赖美军直接的介入，能够给中国的抗战，带来起死回生的力量。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危机时刻。
34.6日军“一号作战”的检讨与其造成之后果
中国军队在河南、长沙与衡阳决战中，连续的受创与失利，的确影响到中国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布局与民心士气。特别是过去第九战区的薛岳，已是日军无法击败的英雄形象，如今却遭到连串重大的挫败。美军在华南所使用的主要空军基地，也遭到日军的攻占与破坏。在史迪威与外国记者的争相报道之下，中国战区重大败仗的新闻，与盟国在诺曼底、苏联战线以及马里亚纳群岛的大胜对照，更是使得西方国家的舆论，断定中国战区的战力表现，根本是一无是处，因此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呼声大幅的提高。检讨整个一号作战，日军是将最后能够动员的所有力量，近乎孤注一掷的全都投在中国战区里。日本要给中国一个致命的打击，以挽救作战资源航线的安全，与建立起亚洲大陆的决战腹地。但是在中国战区内，史迪威却以参谋长的身份，误导情报判断、干扰战区整个作战的准备、故意延迟援助行动、不断制造中国战区内部的矛盾与危机、阻止空军的全面参战13，这样才造成日军能够集中运用各种的作战优势。而中国仅有的一点新生作战力量，还要全数分散到缅甸战区作战，当然会造成华军的惨败结果。不过，日军在战场的胜利，也赢得相当辛苦与侥幸。在华北战场上，假如当时八路军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对于华军采取见死不救的策略，以共军当时在华北的实力，可以发动好几个百团大战，全面切断日军的补给线，那么日军很难在华北平原上，进行快速与飘忽的攻击行动。因为这时候的延安与重庆，几乎已经进入全面的政治斗争状态。为了提防八路军对国军发动攻击，重庆方面以二十一个师的部队，在陕西中北部地区布防，一部分的任务就是盯着延安。此时的八路军，则拥有六十万行动敏捷、作战骠悍的游击部队，竟然是坐视日军对中国从北到南、全方位的攻势。事实上，当时的共军若是全力出（13除了十四航空队的一五〇架战机外，美空军并没有面临其它紧急、特殊的状况，却奉命只可袖手旁观，不准支持危急的华军战线。没有任何道理可以为史迪威辩解的。）战，可以让抽调一空的日军，在华北全面的瘫痪。如果要抗日，这绝对是战略上的打法。但八路军却除了收编华军残兵，与扩大地盘之外，没有果决全力的出击。在日军一号作战的攻势期间，八路军乐为缺席的旁观者，是造成中国抗日战争历史悲剧收场的最大原因之一。因为在盟国中，最后支持中国的政治力量，就在这场作战中崩溃，从此他们转而认为，中国没有实力可以痛击在亚洲大陆的日军。因此中国遭到雅尔达密约之阴谋陷害，从此成为了不可挽回的发展。在抗战面临最严重危机的时刻，中国除了要遭到美国与英国内部反华势力的打击之外，自己里面还进行全方位的内斗，如何能够抵挡日军最后倾全力出击的攻势呢？
而在长沙与衡阳的作战中，薛岳的失败，固然与他拘泥于过去长沙大捷的作战布局有关，但是当时处境受疑的薛岳，也有许多不得已的苦衷。由于史迪威在中国进行拉帮结派的反蒋活动，因此使得蒋介石面临权力斗争的危机，不得不冷冻宋子文与削减陈诚的军权，而重用何应钦。但是何应钦一向与两广的军方将领不和，何既然当权，白崇禧、薛岳与张发奎当然都会受到排挤，造成这些参加指挥湖南决战的将领们，既得不到足够的兵力与军火补给，又不敢完全相信上层的情报与命令，因此薛岳只有凭藉自己的独断，来进行作战。这样何应钦也就更有理由怀疑薛岳等人的忠诚，不敢把仅有的一些武器与兵员，放心交给将领们运用。而当时的薛岳，却是最需要这些作战的力量来进行决战。
在史迪威在中国参加权力斗争的运作之后，蒋介石开始怀疑两广将领的忠诚，是有事实根据的。当时的广东将领李济琛的确在衡阳战事最为紧急的时刻，向美国提出推翻蒋介石的建议。他表示他正在与西南八个省的军政领导人联络，只要美国支持他的行动，他就会发动政变，推翻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同时山西的阎锡山（第二战区的司令长官）也早在压力之下，与日本进行妥协的安排，所以中国仅有的一点战力，还受到政治倾轧的考量，不能全力发挥。
而在战略的布局上，薛岳是低估了日军采取孤注一掷作战的实力与决心。这次日军动用的兵力，已是历次长沙会战的三倍以上，整个作战的战线，覆盖整个湖南北中部，但薛岳连原有的兵力都未得到适当补充，他在作战纵深的安排更是不够。如果他把决战的地点安排在衡阳以南，而非长沙附近，同时要把更多的部队部署在湘江以西，而非传统的湖南东部山区，这样日军在东边的主力攻击就会扑空。而在湘江以西，华军主力可以得到更多的空军掩护以及复杂地形的保护，有效牵制日军战线的侧翼。事实上，日军进攻衡阳主要的补给线，是由武汉经洞庭湖及湘江的水运。薛岳若是能够在衡阳以南布置决战大军，并且在湘西部署重兵，以进行截断日军湘江水运的作战，在美军战机的优势战场阻绝攻击下，应该可以严重摧毁日军的补给系统。这样一来，日军很可能会在衡阳会战中，遭到兵力更大的华军抵抗，补给线也更为脆弱，横山勇能否赢得衡阳会战，反而真的大有问题了。因为在衡阳作战的日军，几度因为补给不济，被迫吃树皮草根，战场运动又遭到美国空军的压制，造成重大伤亡，迫使横山勇曾经打算放弃对衡阳的进攻。蒋介石当时也在内外交迫，人人自危的状况下，失去指挥全局的权威与信心。在整个衡阳会战的过程中，蒋介石不敢完全相信部属（这时究竟谁是史迪威的内应，谁会参加推翻蒋介石重庆政府的政变，谁都没有把握），造成薛岳、白崇禧、何应钦以及蒋介石自己，都涉入衡阳作战的指挥，如此分散的指挥系统，如何能够集中有限兵力，作出有效的运用？当然，假如史迪威能够扮演一位称职的中国战区参谋长，能够了解中国战区决战的胜败，关系亚洲的战略全局的未来安排，而不是躲到缅甸丛林去打突击战，硬要投入所有的中国战略预备队，去为他自己进行缅甸原始山区的作战，而不能回是中国战区解危。这样中国战区的战局也会有决定性的不同。假如史迪威能认真执行其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责，面对这场大决战，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全局作战部署的策略，其实他是可以在历史上留名的。他若事前提出中国战区面临决战的警告，要求美国迅速大量增加对中国作战物资的援助，增调美国空军支持中国战区，放手由陈纳德指挥空军，以及全力支持蒋介石将精锐的远征军回防湖南，参与衡阳决战，那么整个战局的结果必然完全不一样。日军若在衡阳遭到惨败的打击，整个中国战区的局势必成为日军的梦魇，日本很可能会提早考虑投降与和谈。不但不必苏联参战，美国也不必对日本投掷原子弹了。
以整个战局分析，假如当时盟国的领袖，能够把长衡会战当成盟国在亚洲大陆的主力决战，看成是同盟国可以利用的历史机会，以击溃日军在亚洲大陆的主力，那么盟国可以提前展开亚洲大陆战的攻击矛头，直接击溃日军在中国战区的战略行动。这样不但可以减轻盟军在南洋以及太平洋地区所受到的军事压力，日后也无需接受苏联参战的勒索，甚至会提前迫使日本投降，而减少双方军民的伤亡。所以面对衡阳会战这样一个事关重大的会战，盟国应该在接到情报之后，就拟定一个跨战区的紧急军力动员计划，全力优先支持陈纳德指挥中国战区所有的美国空军作战；同时至少能够增派二百架最新的p-51野马式战机，与一百架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给陈纳德全权指挥。盟军飞机必然可以彻底的炸平日军在汉口、岳阳、到长沙的军需补给中心，以及完全封锁长江、洞庭湖与湘江的日军补给航道[14]。在此状况之下，不但日军从武汉到衡阳的补给线将会被盟国空军炸到柔肠寸断，造成前方部队根本动弹不得（当时进攻衡阳的日军，就在陈纳德有限的空军攻击下，部队的口粮、军火曾经几度遭切断的危机状况），而且盟国空军拥有的绝对空优，将使得日本集中在湖南四十万的部队完全暴露在战机的炸射之下，任何大部队的运动都必须要付上极大的伤亡代价。同时蒋介石若能够调回八个装备与战力齐全的驻印军与远征军，参加衡阳会战（试想假如全部美式装备的新一军与新六军参加衡阳解围，结果会有多大的不同！），那么横山勇不但无法得逞，日军反而会在衡阳，遭到彻底的挫败。综观这场事关中日之间的大决战，假如八路军不坐视重庆军的受到猛攻，能够全面在华北发动攻势，以及中国的远征军能被调回参战，美国空军又能不受到人为的制肘并得到大量的支持，那么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必定会在衡阳以惨败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