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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一会儿,大概盖茨已经把幻灯片看完了,他走到我面前说:“juntang不像一个日本名字啊。”旁边的日本区总裁说:“他何止只是会讲日语,他讲得比我还好。”盖茨很惊讶地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他我在日本留学过5年。盖茨说:“怪不得。我小时候学外语也学得特别好。外语学得好的人通常第六感也特别好。我要是在日本待5年,肯定比你还要好。”

    在此之前,盖茨除了知道我的名字,以及我是windows开发部门的一个经理外,对我一无所知。见他对我的经历颇感兴趣,我便“大胆地”给盖茨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如何在日本公派留学,如何因向往自由而转赴美国留学,如何以学生身份发明广为人知的卡拉ok计分器,如何放弃自己的公司进微软打工,如何喜爱微软以至于让太太也进微软来工作。

    这个故事也许是在5分钟,甚至更可能是在3分钟里说完的。尽管遗漏了很多更为传奇的细节,比如去日本留学的机会是在教育部门口站岗得到的,从日本到美国是和导师吵翻后“暗度陈仓”去的,因为一年多拿不到美国签证妻子每周在越洋电话里以泪洗面,因为不懂商业规律而错过了以卡拉ok计分器成为“盖茨第二”的机会,创办的3家公司跨游戏软件、影视娱乐、律师事务三大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等等,但这个故事已足以让盖茨心生好奇又让他感动(因为故事的落脚点在微软)。

    最后我总结道:“微软是个好公司,把我这样优秀的人才都招过来了,这说明微软好,您更好。”

    盖茨笑着回应:“我告诉你,你这是在夸自己呢,不是夸公司。”

    聊天时我还告诉盖茨,我创办软件公司时给自己起的名号是“首席架构师”。说来有趣,2000年盖茨也使用了这个名词。为了更好地把握微软公司的技术方向,比尔把首席执行官的工作交给了史蒂夫·鲍尔默,自己做微软的“董事长兼首席架构师”。他是全世界软件公司里第一个称自己为首席架构师的人。

    说了一会儿后,为了不影响盖茨准备演讲,我们从会议室里退了出来。他们两人去远处的走廊上抽烟,我担心盖茨万一有什么事,一个人站在门口附近的走廊。果然没几分钟后,盖茨就出来了。他叫过来一个服务生说了几句,服务生似乎英语不太好,没有听懂。我上前去问,原来盖茨想去洗手间。我用日语向服务生问好洗手间的位置,然后带盖茨过去。洗手间离会议室比较远,我就在离洗手间门口十来米的地方等着,他出来以后我再领着他回到会议室。进到房间,盖茨说:“没想到你是这么注重细节的人。”

    接下来我在演讲安排中的一个细节,也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为了达到演说的最佳效果,我在舞台上画好了一排脚印,盖茨上台时只要沿着脚印就可以准确无误地走到台前的某一个位置。在那个位置离观众的距离更近,显得更亲切,演讲的效果也更好。

    发布会顺利结束之后,比尔·盖茨对我们开玩笑说:“你们画脚印的方式我很喜欢,但是这么安排太不信任我了。这是谁的想法?”我对他说这是我的主意,因为之前我曾多次在加州看过老布什参加总统竞选的演讲,老布什的随行都是按照这种方式对演讲进行非常细致的安排。听罢我的话,盖茨说:“这种方式的确很好,定好位置可以达到最佳的效果。jun,你这件事做得很职业。”

    这次发布会,我给盖茨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永不知足的好奇心:和盖茨的交流中他给我的最大启示

    在微软,大家都把比尔·盖茨当做神,平时极少有人敢跟他开玩笑。盖茨一般也会给人一种冷漠、高傲的印象。他从不爱客套、寒暄,如果你第一次和他见面,他可能根本不会理你,因为他觉得和陌生人谈什么都谈不深,那就根本不用浪费时间和你说话。他总是希望每一次谈话都是有意义的,他都能从中获取很多信息。

    不过我对他倒从无畏惧之心。随着我进入微软管理层后,我得到了更多次和盖茨深谈的机会。别人看我们的谈话气氛,会觉得我们彼此很熟,甚至就像一对哥们儿,我相信这在微软管理层中是不多见的。其实,我只是投其所好,尽量只谈他感兴趣的话题,比如中国消费者的心态,中国市场的特点,也包括一些技术问题。这时候他就会全心投入,非常认真。同时,他也经常问我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jun,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短信息在中国会那么发达?而美国人几乎是不发短信的。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的事,为什么偏偏要花时间去发几条短信呢?”有一次在和我的谈话中,他就饶有兴致地问起这个问题,脸上写满疑惑。

    “比尔,中国的文字博大精深,比口头语言更加丰富、含蓄、富有魅力。这一点是美国无法比的。所以在中国,使用短信息正在成为一种人际交流的文化……”我清楚地记得,当我详细地回答完他的问题后,他脸上的表情,就像一个总喜欢问“为什么”的孩子,又得到了对于一个疑问的满意答案。

    罗娜特女士的推荐,回国做真正的“中国通”

    进入微软的第三个年头,我迎来了到那时为止的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契机。

    微软总部里大部分的员工是美国当地人。美国人通常把自己的家布置得非常漂亮,家庭观念很重,而只是把工作看做赚钱的方式。他们极少和同事交朋友,相互之间除了工作几乎没有任何往来。在东方文化背景下长大的我,对于这种方式却感到有些难以接受。我决定按自己的风格处理与同事的关系。对于那些曾经在工作上帮助过自己的同事,逢年过节,我都会发邮件给他们表示感谢和祝福。这样的方式看上去很简单,却在人际关系比较淡漠的微软里给别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劳丽·罗娜特是总部的一位部门经理,我们级别相同,不过她的团队有100多人,我的团队只有20人。有一段时间,我们两人的团队在工作上有很多合作,她给予我的部门相当大的人力支持。我发现罗娜特女士工作十分努力,也十分能干,于是向公司上级提交了一封表扬信,使罗娜特女士得到了应有的提升。而且,每过一段时间,我都会给她发邮件问候:“我的部门之所以会有今天的成就,要感谢你对我们的帮助……”

    后来,在公司内部的所谓政治斗争中,她一下子从经理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员工。在微软公司里,有太多这样的案例。周围的人也都非常现实,去她办公室的人没有了,只有她去别人办公室的份儿。午餐时也变成了她孤零零一个人,往日众人簇拥的场面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国的老话谓之人走茶凉,她人没有走,茶却已经凉了。

    但是我没有忘记她。我还是跟以前一样,逢年过节时继续给她发去问候的卡片,不断地和她进行交流。我的心思很单一,因为在过去的工作当中她曾帮助过我。我没有任何目的,在我的人生信条里,做人就是要简单。

    过了一段时间,事态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当初她是从ibm跳槽来的。她原来在ibm时的顶头上司此时也被微软挖过来了,并做上了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她因此一下子升任高级副总监,管理一个300多人的大团队。围着她转的人顿时又多了起来。可我还是跟以前一样,对她保持同样的问候密度。我不会因为职位的升与降来决定彼此关系的近和疏。

    1997年夏,微软决定在上海建立全球第5个“技术支持中心”,为包括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在内的大中华区微软产品用户提供技术支持服务。总部为此张榜在公司内外公开招聘总经理。招录总经理的告示发布后,全球有1.8万人报了名。我对此没有过多的兴趣和奢望,也就没有报名应征。一圈面试下来,由于公司评委们对应聘者都不满意,作为评委之一的罗娜特女士忽然想到了我。她对于我的业务能力甚是了解,认为我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我向各位推荐一位负责这件事的最合适人选,他就是中国人唐骏。我不是他的上司,但曾经与他共过事,我相信他有足够的能力担当这个重任,建议公司对他作一次全面的考评。”评委们一致同意给我面试机会。这就是微软的风格。无数技术人员经年累月都像牛一样默默埋头苦干,而管理决策层却可以用光的速度提出一个决策并迅速执行。

    很快,我又一次接受了一回8轮面试。这一次的8位面试官都是微软总监级以上的厉害人物,每个问题都和最专业的管理知识相关。他们为我的令人满意的回答而惊喜,同时也相当不解:微软的技术人员中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对管理颇具心得的人?这时,我才第一次详细透露了自己以前的从商经历。于是,多少有点出人意料地,我脱颖而出,成了微软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的负责人。

    职场中的做人原则

    看似非常简单地,我顺利从一个总部的普通部门经理,一下子成为微软一家海外机构的总经理。在微软工作的中国人很多,抓住这个机会的只有我。我认为这得益于自己在微软摸索出的另一条生存法则:做人。

    但我并不想因为自己在这次升迁中的经历,就建议大家在周围人中找一位失落者来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