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拉着刘健的手，托孤道：
“太子年幼，好逸乐，爱卿等当教之读书，辅导他成为有德明君。”
继位的明武宗朱厚照，他的“出身”方面讲，正得不能再正。其生母乃明孝宗正宫皇后张氏。而且，孝宗与张氏夫妇二人，乃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恩爱夫妻，史载，“帝（孝宗）与张后情好甚笃，终身鲜近嫔御”。
明孝宗由于不好色，儿子很少，除朱厚照以外，还有一个儿子朱厚炜，三岁时就病死。所以，明孝宗只有儿子朱厚照一个“根红苗正”的接班人。知己莫若父，对这个儿子的心性，明孝宗临崩前一语道明，可见他对少年儿子心中一直怀有忧虑。稍感欣慰的是，正臣在朝，天下不乱，明孝宗觉得儿子继位后，有大臣们匡正，应该能学好。
但在皇权极其专制的明朝，在根本制度上就只有皇帝大如天的弊病。如果赶上明君或者庸君，一般都不会闹出太多乱子；但如果赶上明武宗这种青春期继位的骚动帝王，异想天开，想啥干啥，国家可就倒了大霉。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初，太监刘瑾被委任为掌管“五千营”的重任。刘瑾，陕西兴平人，原姓谈，他与王振一样，属于成人后自阉入宫。这种人深知世事，坏起来就比一般自幼阉割的宦官坏得多。他在明景帝时代入宫后，认一刘姓太监为义父，故而改姓刘。明武宗当太子时，刘瑾在东宫伏侍，把少爷哄得团团转，斗鸡玩狗，须臾不得离开这位善解人意的刘公公。
所以，明武宗当皇帝后，很快就对刘瑾加以提拔。
明武宗从太子东宫带入皇宫中的近侍宦官，除刘瑾外，还有张永、谷大用、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等七人，合称“八虎”。这八位太监都是人精，专门会逗十来岁的小皇帝开心，尤以刘瑾最为狡黠，此人颇通古今，心中常慕王振的为人，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学习前辈王公公好榜样。多么荒谬，导致明英宗土木堡之败的王公公，竟然是后来的刘公公称羡效仿的目标。
刘瑾为了邀宠，天天进献鹰犬、歌舞、角抵等戏法、玩艺给小皇帝，又常常引诱明武宗“微服”出宫游玩，可以说是把皇帝教坏的罪魁祸首。
明武宗朱厚照，当时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自然喜欢身边这些日夕与自己欢歌玩耍的公公，讨厌那几个终日向自己灌输仁义道德的大学士。
明孝宗遗诏中，有要求罢免宦官出监各城门外任的内容，刘瑾均阻之不行。他还劝明武宗下诏，要那些在外监军的宦官每人上交“万金”的“承包费”，导引皇帝大兴敛财之念。同时，刘瑾又在京城周边广置“皇庄”，达三百多所，夺人土地，侵民害物。
外廷方面，大臣们开始对明武宗从东宫带至大内的几个宦官们并未多在意，只以为是几个人逗皇帝开心在宫内乐乐而已。但是，这些人撺掇皇帝广置“皇庄”，四处捞钱，扰民侵利，大臣就不能坐观，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一时进谏，皇帝不答。
阁臣们累谏不听，尚书张升、御史王涣以及南京给事御史李光翰等人纷纷上章论谏，亦不听。直到负责星象观察的杨源拿“星变”来说事，表示这几个太监作害已经上干天谴，明武宗才有所心动。
大学士刘健、谢迁等人与户尚书韩文等人接二连三上章，劾奏刘瑾等人，陈述这些人的罪恶：“（他们）置造伪巧，淫荡上心。或击球走马，或放鹰逐兔，或伏俳杂剧错列于前，或导乘万乘之尊（皇帝）与人交易，狎昵猥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圣德……前古阉宦误国，汉（朝）十常侍，唐（朝）甘露之变，是其明理”。
大臣们希望皇帝把汉朝、唐朝的宦官乱政引以为戒，恳请明武宗下诏，把几位太监下狱，严加鞠问。
见大臣们如此来势汹汹，大有不杀自己的玩伴不罢手的气势，明武宗毕竟是个刚登帝位的少年人，为此惊泣不食，几个太监也大惧不已，一起抱头痛哭，觉得好日子到头了。
时任太监“总司令”的司礼太监王岳也是明武宗东宫旧臣，可这位王公公是个好太监，本性刚直，对刘瑾等人诱引武宗皇帝偷鸡摸狗胡玩海乐的事情非常反感，他坚决支持大臣们法办刘瑾等人的疏议。
明武宗无奈，派太监李荣向上朝的太监们传话，表示说：
“这些宦官奴才们伏侍自己日久，不忍马上处置他们。希望诸臣宽延，朕慢慢自会处理这些人。”
大臣们喧嚷不已，非要皇帝立刻下旨裁处。此时的刘瑾、张永等人，惊骇异常，自求发配南京安置，表示只要能饶自己的狗命即可。
大学士刘健等人固执异常，表示“流放”不可以接受，强逼明武宗武下旨杀死这几个太监。司礼监太监王岳附和阁臣意见，希望武宗皇帝下诏立逮诸人入狱，严加惩治。
武宗皇帝不得已，只能应允，只待转日发旨，逮捕刘瑾等人下狱治罪，给大臣们一个交待。
其实，朝中大臣此时大可给明武宗“情面”，先流放了这些太监，只要这些人离开皇帝左右，到时候想杀想剐，容易得很。但阁臣刘健等人，得理不饶人，非逼明武宗表态，立马要收拾刘瑾等得宠的公公，已经让明武宗很不舒服。惶急之中，刘瑾等人忧泣不知所为。
其实，大臣当中，当时的兵部尚书许进就是个明白人，他说：“这些宦官被流放在外就足够了，如果逼急了他们，没准会有甘露之变那样的事情发生！”众人不听。
恰巧，吏部尚书焦芳是个坏人，他一直与刘瑾交好，便把朝臣动向马上通知刘瑾，并暗中为刘公公等人出主意。于是，当天深夜，明武宗正在宴饮听戏之际，刘瑾、张永、谷大用等八个人忽然出现，向小主子跪头叩头不已，大声哭泣喊冤。
见此“惨”状，明武宗也起悯然之情。
刘瑾哭诉：“陷害我们的，主凶是王岳！”
武宗皇帝不解：“为什么说是他？”
刘瑾：“王岳提领东厂，与外臣相勾结，里应外合，想陷害我们几个忠心耿耿的奴才！朝臣们所说奴辈等买鹰进犬供陛下玩乐，难道只有我们几个，王岳没份儿吗？”
听闻王岳与朝臣里外交通，明武宗怒从心头起：“应该马上先逮捕这个吃里扒外的王岳！”
刘瑾察言观色，深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马上进言：“狗马鹰兔这类玩艺儿，何损万岁您盛德！如今左班大臣敢于大言无忌的原因，是司礼监没有我们自己人啊。如果陛下您让自己人掌握司礼监，谁还敢嚷嚷！”
明武宗大悟，他立即传旨命刘瑾入掌司礼监，并“提督团营”。这样一来，东厂、西厂这样的特务机关不仅掌握于刘瑾手中，他还有了京城禁卫军的指挥权。（刘瑾为“总指挥”，丘聚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张永等人掌管禁卫军营务，分据要地。）
刘瑾连夜安排布置。太监可比朝臣们果断得多，他立刻逮捕王岳等不与自己一心的原上司，流放南京。
大事忙了一宿，外廷大臣什么都不知道，皆被蒙在鼓里。
转天早朝，众官正要上奏逮治刘瑾等人，未等开口，有中官宣旨，宣布了皇帝对刘瑾等人的新任命以及对王岳等人的处治。
朝臣一时愕然。谁能料想，一夜之间，情况大变。
刘健等阁臣知道事情不可挽回，只得上章求去。明武宗自然乐得清闲，交与刘瑾处理。刘瑾自然“批准”，勒令刘健、谢迁致仕，独留李东阳一人看守内阁。
李东阳能留下，是因为日前阁议时，刘健拍案痛哭，谢迁大骂宦官不止，惟独李东阳一人反应不是很激烈，沉默无言。刘瑾耳目多，侦知此情后，才决定留下李东阳一人当障眼牌。
消息传出，山西道御史刘玉等人上书恳谏，要求武宗皇帝不要弃逐顾命大臣，武宗览奏大怒，把几人逮捕入狱，削职为民。
看到皇帝如此表态，刘瑾等人更加肆无忌惮，日以深文峻法诛求诸臣，使得大臣们自救不暇，没人再敢进言。
眼看刘瑾主事后大臣们的奏章少了很多，明武宗感觉耳目清静许多。欢喜之余，他觉得刘公公办事有能力，深可信赖，大加倚用。
刘瑾当然不会放过老上级王岳公公，派人于半路追杀之。
刘瑾非常有心机，素善矫饰，对老同事谷大用等人办事也非常“挑剔”，以显示他的“公心”。这样做，既威慑了同辈，又在明武宗面前买了好，直称赞他执法公允。
为了拉帮手，刘瑾擢升首先向自己告密的吏部尚书焦芳为大学士，入阁办公，二人表里为奸。
外廷有了焦芳这么一个同谋，刘瑾羽翼顿丰，办事更加顺手。依据明代制度，吏部首长不能兼任内阁之事，因为内阁负责看详拟票，吏部负责官员铨选，如果二者由一人兼而有之，就相当于总理兼组织部长|奇-_-书^_^网|，把宰相的职责都拿到手里。明朝立国以来，一直禁行这种任命。刘瑾打破成法，由自己人焦芳一人兼两任，主要是为了他们办事方便。
由于先前户部尚书韩文也是率导众臣劾奏太监的带头人，刘瑾自然不放过他，日伺其过，找碴把韩文贬官，逐回老家为民。改任吏部尚书的许进与刘瑾意见相左，也被刘瑾逐出。只要有大臣上章疏提意见不符刘瑾心意的，轻则免官，重则入狱被杀。
时任兵部主事的王守仁上书谏明武宗惩罚言臣太过，刘瑾览之大怒，矫诏逮王守仁入狱，狠杖五十大板，几乎把王主事活活打死，然后罚他为贵州龙场驿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