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愕然。
“我答应过你的。”
我把玻璃珠放在手上，十二颗湖水绿色的玻璃珠里，原来藏着十二面不同国家的国旗。
“希望将来你设计的衣服能卖到这十二个国家。”
“谢谢你。”
他沮丧地望着我。
我跨上车，跟他说：“我想再坐一次你开的车。”
他开动引擎，我从后面紧紧地抓着他，流着泪，再一次沉醉在那无声的、凄怆的飞跃之中，忘了我们即将不会再见。
终于，是分手的时候了。
我跳下车，抹干泪水，在昏黄的街灯下，抱着他送给我的玻璃珠。
“我希望将来有机会用这些玻璃珠制造一奇书-整理-提供下载件晚装。”我凄然说。
“那一定会很漂亮。”
“我来送机好吗？”
“不是说不要再见吗？祝你永远不要悲伤。”我抱了他一下，依依地放手。
“你这样令我觉得自己很没用。”他难过地说。
“没用的是我。”我掩着脸，不让自己哭。泪，却不听话地流下来。
“我回去啦！”我转身跑进大厦里，把他留在微风中。
离开香港前的一天，我约了良湄再去那间印度餐厅吃饭。
“你还有心情吃东西吗？”她问我。
“不，我只是想来占卜一下将来。”
那盘幸福饼送来了。
“我也要占卜一下。”良湄先拿一块饼。饼里的签语是：
想把一个男人留在身边，就要让他知道，你随时可以离开他。
“说得太对了。”良湄说。
我闭上眼睛，抽了一块。
“签语是什么？”良湄问我。
签语是：
我们的爱和伤痛，是因为世上只有一个他。
是的，只有一个他。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我带着在威尼斯买我和文治送给我的玻璃珠，一个人到了纽约。
卡拉．西蒙的工作室在第七街，我在格林威治村租了一间小房子，每天坐巴士去上班。
纽约和香港一样，是个步伐急促的城市，人面模糊。我认识了一些朋友，周末晚上可以和他们共度。
卡拉跟杨弘念不同，杨弘念是个极端任性的人，卡拉却是个很有纪律的设计师。她上午刚刚跟丈夫办完离婚手续，下午就回到工作室继续工作。回来之后，她只是淡淡的说：
“不用天天跟他吵架，以后可以专心工作——”
卡拉是很爱她丈夫的，他也是时装设计师，两个人一起熬出头来，她名声渐噪，远远拋离了他，他爱上了自己的女助手。
“关于成名，女人付的代价往往比男人要大。”卡拉说。
是的，每个女人都希望自己所爱的男人成名，但不是每个男人，也希望自己的女人成名。
在纽约半年，我没有到过唐人街，我刻意不去知道关于香港的一切，可是，我并没有因此忘记文治。每天晚上，我看着放在玻璃碗里的、他送给我的十二颗有国旗的玻璃珠，这是我在冰冷的异乡里努力的因由。我做每一件衣服，都是为他而做的。
那天，在信箱里，我收到良湄从香港寄来的信。
蜻蜓：
你好吗？
现在是香港的春天，本来想传真给你，但是我希望你能看到我的字迹，这样好象比较亲切。
我的月经迟了两个月没有来，我很害怕有了身孕。那一刻，我才知道我多么不愿意替熊弼生孩子。
我曾经想过要怀着他的孩子。每个女人，在爱上一个男人时，都会有这种想法吧？当他压在我身上时，我多么希望我就这样为他生一个孩子，孩子体内流着我和他的血。
许多年后的今天，我竟然不希望这件事发生。验孕结果证实我没有怀孕，我高兴得一口气去买了八套衣服。那一刻，我才发现，我已经不爱熊弼了。
良湄
p．s．徐文治升职了，他现在是副总编辑，仍然有出镜报告新闻。他还没有跟曹雪莉结婚。我想，他仍然思念着你。
时光流逝，我愈想忘记他，印象却愈清晰。他有很多缺点，他犹豫不决，他没勇气，他没有在适当的时候出现，当我如许孤单的时候，他不在我身边。可是，因为他离我那么远，一切的缺点都可以忘记，只有思念抹不去。
复活节前的一个礼拜，我回到工作室，卡拉神秘地拉着我的手说：
“你看谁来了？”
杨弘念从她的房间走出来。
在威尼斯分手以后，已经大半年没有见过他了。他还是老样子。
“很久不见了。”他说。
“你什么时候来的？”
“昨日刚刚到，没想到你在这里工作。”
“她很有天份。”卡拉称赞我。
“当然，她是我教出来的。”杨弘念还是一贯的骄傲。
“你会在纽约留多久？”我问他。
“几天吧。你住在哪里？”
“格林威治村。”
“那里很不错。”
“我住的房子已经很旧了。你什么时候有空一起吃顿饭？”
“今天晚上好吗？”
“今天晚上？没问题。”
“到你家里，看看你的老房子好吗？”
“好的。”
晚上八点钟，杨弘念来了，手上拿着一束红玫瑰。
“给你的。”
“你从来没有送过花给我，谢谢。”我把玫瑰插在花瓶里。
“要喝点什么？”
“随便吧。”
“你可不是什么都肯喝的。”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天国蜜桃“给他。
“谢谢。”他笑说。
“这些日子你去了哪里？真没想到会在纽约见到你——”
“是卡拉告诉我，你在这里的，我特地来看看你。”
我愕了一下，我还以为他是路经此地。
“没什么的，只是想看看你。”他补充说。
“谢谢你，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
他拿起我放在案头的相架，相架里镶着我儿时在公园打秋千的那张照片。
“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吗？”
“嗯。”
“我从没见过——”
他完全没有察觉照片里有一个拾皮球的男孩。除了我和文治之外，谁又会注意到呢？
“冷吗？”我问他。我听见他打了一个喷嚏。
“不——”
“纽约很冷，叫人吃不消。”我说。
我脚上依然穿著文治送给我的那一双羊毛袜。
“这种羊毛袜，你是不是有很多双？”他问我。
“为什么这样问？”
“每逢冬天，我就看到你穿这双袜。”
“不，我只有这一双——”
“那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没有，只是这一双袜穿在脚上特别温暖。”
我把晚餐端出来：“可以吃了。”
“你在卡拉身上学到些什么？”
我认真地想了一想，说：
“她的设计，看来很简洁，但是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很好，看着不怎么样，穿在身上却是一流的。”
“你还没有学到。”他生气地说。
我不太明白，我自问已经很用心向卡拉学习。
“你要学的，是她的一双手。”
“双手？”
“她可以不画图样、不裁纸版，就凭十只指头，把一幅滑溜溜的布料铺在模特儿身上，直接裁出一件晚装。”
“是吗？”我愕然，我从没见过卡拉这样做。
“她出道的时候就是这样。”
“很厉害！”我不得不说。
“最重要的，是你的一双手。”他捉着我双手说，“要信双手的感觉。你要亲手摸过自己做的衣服，一吋一吋的去摸，你才知道那是不是一件好衣服。你学不到这一点，跟着卡拉多少年也没有用，她没教你吗？”
我摇头：“谁会像你那样，什么都教给我？”
我忽尔明白，他那样无私地什么都教给我，是因为他真的爱我。
“谢谢你。”我由衷地对他说。
“你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作品。”我关心他。
“我的灵感愈来愈枯竭——“他用手摩挲我的脸，情深地望着我。
“不要这样——“我垂下头。
他沮丧地站起来，拿起大衣离开。
“谢谢你的晚饭。”
“你要去哪里？”
“到处逛逛。”
“要不要我陪你去——”
“算是尊师重道吗？”他冷笑。
我没回答他。
“再见。”他说罢径自离开。
他走了，我静静地看着自己双手，我要相信自己双手的感觉。当他捉着我双手时，我没有爱的感觉，也许不是没有，而是太少，少得无法从掌心传到身体每一部分。他拥有一切应该被一个女人爱着的条件，可是，却遇上了我。是他的无奈，还是我的无奈？
他走了之后，没有再回来。
一天，我从工作室回到家里，发现门外放着一个精致的藤篮，篮子里有五只复活蛋，还放满了一双双羊毛袜，有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格子的。篮里有一张卡，卡上写着：
“篮子里的羊毛袜都很暖，别老是穿著那一双。复活节快乐。”
那是杨弘念的字迹，是用他那支pantel1．8cm笔写的。
他根本不明白我为什么经常穿著那一双袜。
我把篮子拿进屋里，他还在纽约，不是说好要走的吗？
以为他会出现，他偏偏没有。到了夏天，还见不到他。他总是不辞而别。
九月中，收到良湄从香港寄来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