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想谢谢你——”
“为什么要谢谢我？”
“谢谢你爱我——“我从后面抱着他，“如果没有了你，我的日子不知怎么过。”
“也许过得更自由——”
“我才不要。”
这个时候，传真机传来一封信。
“会不会是给我的？”他问。
“我去拿。”
信是歌迪亚从巴黎传真来的，她问我到巴黎开店的事考虑过没有？她说，想替我作一个专访。
“是谁的？”文治问。
“没用的。”我随手把信搁在饭桌上，“我去厨房看看柠檬派焗好了没有？”
“你要到巴黎开店吗？”他拿着那张传真问我。
“我不打算去。”我说。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没时间——“我把柠檬派放在碟子上，“出去吃甜品吧。”
“真的是因为没时间吗？”
“我不想离开你，这个理由是不是更充分？”我摸摸他的脸。
“你不要再为我牺牲。”
“我没有牺牲呀。”
“你不是很想成名的吗？”
“我已经成名了。”
“在巴黎成名是不同的。”
“即使在那边开店，也不一定会成名，在香港不是奇书-整理-提供下载已经很好吗？”
他显得很不开心。
“我并没有牺牲些什么，我不是说过讨厌别离吗？”我抱着他，幸福地把脸贴在他的脖子上。
“你不是也说过不想做一只蓑衣虫，一辈子离不开一件蓑衣的吗？”
“如果你就是那件蓑衣，我才不介意做一只蓑衣虫。”
他轻抚我的头发说：“我不想你有一天后悔为了我，而没做一些事。”
“我不会。”我说。
九六年十二月里一个晚上，我一个人在家里，良湄来按门铃。
“你还没睡吗？”她问我。
“没这么早。”
“我和傅传孝的事让熊弼知道了。”
“是谁告诉他的？”
“有人碰见我们两个。”
“那你怎么说？”
“当然是否认。”她理直气壮地说。
“他相信吗？”
“他好象是相信的。他是个拒绝长大的男人，他不会相信一些令自己伤心的事。”她苦笑。
“你跟傅传孝到底怎样？”
“大家对大家都没要求、没承诺，也没妒忌，这样就很好，不像你和文治，爱得像柠檬。”
“什么像柠檬？”我一头雾水。
“一颗柠檬有百分之五的柠檬酸、百分之零点五的糖，十分的酸，一分的甜，不就像爱情吗？我和傅传孝是榴槤，喜欢吃的人，说它是极品，不喜欢的说它臭。”
“那熊弼又是哪一种水果？”我笑着问她。
“是橙。虽然没个性，却有安全感。”
“你改行卖水果吗？”
“你说对了一半，我这阵子正忙着处理一宗葡萄诉讼案，正牌的葡萄商要控告冒牌葡萄的那个。”
良湄走了，我在想她说的“十分的酸，一分的甜“。文治回来时，我问他：
“如果爱情有十分，有几多分是酸，几多分是甜？良湄说是十分的酸，一分的甜，是吗？”
“没有那十分的酸，怎见得那一分的甜有多甜？”
原来，我们都不过在追求那一分的甜。
我们吃那么多苦，只为尝一分的甜。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第二天是周末，下午，良湄来我家里一起布置圣诞树。文治从电视台打电话回来。
“良湄在吗？”他很凝重的问我。
“她正巧在这里，有什么事？”
“熊弼出了事。”
“什么事？”良湄问我。
熊弼在大学实验室里做实验，隔壁实验室有学生不小心打翻了一瓶有毒气体，熊弼跑去叫学生们走避，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结果吸入大量有毒气体。他自行登上救护车时，还在微笑，送到医院之后，不再醒来。医生发现他肺部充满了酸性气体，无法救活。
良湄在医院守候了三天三夜，熊弼没机会睁开眼睛跟她说一句话就离开了。
我最后一次见熊弼，是在方维志公司乔迁的酒会上，他落落寡欢地站在一角。他幽幽地跟我说：“长大是很痛苦的。”现在他应该觉得快乐，他从此不再长大了。临走的时候，他跟我说再见。他像小孩子那样，轻轻地跟我挥手。
别离，成了诀别。他永远不知道，他爱的女人，一直背叛他。背叛，是多么残忍的事。
丧礼结束之后，我在良湄家里一直陪伴着她。傅传孝打过几次电话来，她不肯接。她老是在客厅和厨房里打转。
“那个葡萄商送了几盒温室葡萄给我，你要不要试试？”她问我。
我摇头。
过了一会儿，她又问我：“你要不要吃点什么的？我想看着你吃东西。”
我勉强在她面前吃了几颗葡萄。
又过了一会儿，她老是走到厨房里，不停地洗手。
“良湄，你别再这样。”我制止她。
“他临走的前一天，我还向他撒谎。”她哀伤地说。
“你并不知道他会发生意外。”我安慰她。
“他是不是不会再回来？”她凄然问我。
我不晓得怎样回答她。
“我想跟他说一声对不起。”
“听说每个人在天上都有一颗星，他死了的话，属于他的那颗星就会殒落。下一次，你看到流星，就跟流星说对不起吧，他会听到的。”
“如果可以再来一次，我不会这样对他。”她含泪说。
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懂得珍惜眼前人？在未可预知的重逢里，我们以为总会重逢，总会有缘再会，总以为有机会说一声对不起，却从没想过每一次挥手道别，都可能是诀别，每一声叹息，都可能是人间最后的一声叹息。
我安顿良湄睡好，回到自己家里。
“她怎么了？”文治问我。
我一股脑儿扑进他怀里。
“我们结婚好吗？”我问他。
他怔怔地望着我。
“你肯娶我吗？”我含泪问他。
他轻轻为我抹去脸上的泪水说：
“我怎么舍得说不？”
“我们明天就去买戒指。”我幸福地说。
第二天，我们到“蒂芬妮“珠宝店买结婚戒指。
我选了一对白金戒指。
“这个好吗？”我把戒指套在左手无名指上，问文治。
“你喜欢吧。”他说。
“你也试试看。”我把戒指穿在他的无名指上。
“有我们的尺码吗？”我问售货员。
“对不起，两位的尺码比较热门，暂时没有货。”她说。
“什么时候会有？”我问。
“如果现在订货，要三个月时间。”
“三个月这么久？”我愣了一下，“不是空运过来的吗？”
“不错是空运，但戒指是有客人订货才开始铸造的，全世界的'蒂芬妮'都集中在美国铸造，所以要轮候。你知道，很多女孩子只肯要'蒂芬妮'的结婚戒指。”
“真的要等三个月？”我问。
“两位是不是已经定了婚期？”
“还没有。”文治说。
“要不要到别处去？”我问文治，“三个月太久了。”
“你喜欢这枚戒指吗？”他问我。
我看着手上的戒指，真的舍不得除下来。我念书时就渴望将来要拥有一枚“蒂芬妮“的结婚戒指。
“既然喜欢，就等三个月吧。”文治说。
“对呀，结婚戒指是戴一辈子的，反正两位不是赶婚期。”那位售货员说。
“你替我们订货吧。”文治说。
“谢谢你，徐先生。戒指来到，该通知哪一位？”
“通知我吧。”我说。
那位售货员开了一张收据给我们。
“戒指来到，可以刻字。”她说。
我珍之重之把单据藏在钱包里。
三个月，太漫长了。我紧紧握着文治的手，走在熙来攘往的街上，三个月后，会一切如旧吗？
“我们是不是应该到别处买戒指？”我再三问他。
“你担心什么？”他笑着问我。
“我想快点嫁给你。”
“都那么多年了，三个月就不能等吗？”他笑我。
我们不也曾三番四次给时间播弄吗？却再一次将爱情交给时间。
第二天回到办公室，我把未来三个月要到外地的活动全部取消。我要留在文治身边。
一天，他喜孜孜地告诉我，他和一个朋友正在做一宗把推土机卖到国内的生意。
“国内修筑公路，需要大量的推土机，但是省政府没有足够的钱买新的机器，马来西亚的瑞士制旧推土机，经过翻新之后，性能仍然很好，达到新机的七成水准，价钱却只是新机的三成。我们就把这些推土机卖给公路局，一来可以帮助国家建设，二来可以赚钱，利润很不错。”他踌躇满志地告诉我他的大计。
“你那个朋友是什么人？”
“他是做中国贸易的，是我中学的同学，我们偶然在街上碰到，他跟我提起这件事，他原来的伙伴因为不够钱而退出，但是马来西亚那边已谈好了，现在就要付钱。”
“他为什么要找你合作？”
“他的资金不够，我们要先付钱买下那批翻新了的推土机，所以他要找人合作。我是记者，又曾经到国内采访，他觉得我可靠，我们过两天就会上去跟公路局的人见面。”
“你这个同学靠得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