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良红着眼睛，用最后通牒的口气逼问父亲：“爸，我尊重您，但我也希望您尊重我，我希望我在这个家里还有一点基本的权利。我再问您一遍，我最好的朋友，现在有困难，没地方住，我希望您能同意让他们诠在我的屋里，我希望您能同意！如果您不同意，那我就跟他们一起走，一起离开这里！”
其实保良明明知道，以父亲的性格，在他这种威逼下绝不会退让，但愤怒已将保良推到了悬崖，也同样无路可退。他的逼问犹如纵身一跃，结果只能粉身碎骨。
“好，保良！”父亲说，“你既然这么问，那久告诉你，我不同意！你愿意到哪去就到哪去，这就是你的权利！”
保良瞪着父亲，他从小到大从没像现在这样，敢对父亲如此怒目而视。父亲一直是他景仰的对象，也一直是他恐惧的对象，父亲不仅把他养大成人，而且帮他成为一名公院的学员，他未来的一切，都要依靠父亲的规划，他和父亲之间，不仅是父子，而且是师徒，是官兵，一直是指挥与服从的关系。
但现在，父亲受到了冒犯，他变得怒不可遏。他也狠狠瞪着保良，彼此剑拔弩张。他指着保良的卧室，恶声说道：“你马上让他们走，我的话你听见没有！你不去说我就去就！这么多天我一直给你面子，你别登鼻子上脸跟我犯浑！你要跟我来浑的我比你还浑！”
保良不再与父亲对峙，他转过身来的目光，对这个家充满绝望。他拉开自己人的房门，对两个不知所措的伙伴说了句：“咱们走！”然后用力打开衣柜，从里面未加挑先地随手拽出几件衣服，塞进自己的挎包，然后率先走出了他的卧室。他甚至没有向僵直站在客厅里的父亲看上一眼，就带着他的两个兄弟，打开家门，愤而出走。
李臣和刘存亮惶惶然地跟着保良走出了这座小院，一起走到巷外的大街。街上灯光昏黄，人迹稀落。有一些风，吹起他们的头发和衣角，刘存亮不由竖起衣领，左右看看，气馁的问道：“那咱们现在去哪儿？”
半夜两点，他们找到了一家旅店。旅店的门前停满了外地牌照的货运卡车，能看出这是一家专供过往司机投宿的“大店”。李臣刚到省城时曾在这里住过一夜，知道在这儿可以租到三十元一天的小屋。
他们在这样一间只有一张床铺的小屋里，挤着过了一夜。
李臣丢了工作，保良和家里闹翻，刘存亮也没了住处，三个人全都郁郁寡欢。不过在这个不眼之夜，兄弟之间的更多安慰，还是一致地投向了保良。大家都是大人了，都懂得父子恶交最需要劝解。
天亮时李臣和刘存亮熬不住困倦，横躺竖歪地打起了呼噜。保良跑到旅店公用的洗漱房里洗了把脸，没有毛巾擦就用手抹了一两下，便出门搭早班的公交车赶去上学。学校在省城的西郊，早操肯定赶不上了，但他必须最迟于八点以前赶上今天的疛一堂课。头一堂鄽是学习邓小平理论，这种政治课对考勤的要求最为严格。
这一周每日照学出操、上课、自习、点名，保良别无他念。
和往常不同的是，他就是在上课时也把手机转入振动，置于开机的状态。他在等谁的电话呢？尽管他心里不想承认，但偶尔电话响起，他看到来电显示并不是家里的电话或者父亲的手机时，就有一种失望的感觉。
冷静之后，想想父亲那晚赶走他的朋友，一来不是全无理由，二来，也怪全情绪失控把父亲激怒。保良发现，很久以来，他和父亲之间其实并无沟通思想、处理分歧的有效渠道，平时很少把心里话倾诉给对方，也很少倾听对方的心情。
保良的脾气虽然不及父亲暴躁，但个性上却遗传了父亲的死硬，即便后悔，也不愿主动向对手低头认错，也许父亲也在等着保良的电话，也许要保良向父亲认个错，父亲就会立即原谅他了，甚至都不一定让他再向杨阿姨和嘟嘟赔礼道歉，一切就都和好如初。
但一周过去了，电话二十四小时开着，父亲没有打来电话，保良也没有打给父亲。父子之间好像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冷战，试看到底谁赢谁输。
这一周保良倒是给李臣打了几个电话，也发过几次短信，关心他和刘存亮的食宿问题。从李臣口中保良得知，刘存亮住到他们餐厅一个服务生租的地下室去了，李臣还在打油飞，今天这里住住，明天又搬到那里。别看李臣来省城不到一年，结交的朋友比保良还多。
因为在夜总会挣钱容易，花也就比较随便，如今欣然失业，李臣的手里，还真没多少积蓄。在电话中李臣表示，他还没想好下一步要干什么，他在娱乐得中每月三千拿惯了，让他像刘存亮那样，到一个餐厅跑一个月菜才挣五六百块，打死他也不干。无论自己人有业无业，无论身上有钱没钱，李臣但凡见到刘存亮时，多是嫌弃挖苦的口吻--五百块一个月，干什么劲呀，亏你还是学旅游服务出身的，也不嫌寒碜！
李臣和刘存亮惟一的共同爱好--也不叫爱好--就是从兜里随手摸出些零钱去买彩票。体彩福彩不论，两元三元不等，权当无望中的一个希望，平庸中的一点野心。
这一周的周末，保良不想回家，他和父亲的冷战，进入胶着阶段，互相都在坚持。晚上八点，保良再次来到“焰火之都”，在这家夜总会对面的马路边上，幽灵般地等着马老板再度现身。他设想了许多能让马老板开口的方法，软的硬的都有，连冲马老板当街下跪这种办法都在他脑子里闪过一次，也知道这招太过贱皮。
也许因为和父亲的冷战让保良更加想念母亲和姐姐，所以找到姐姐的渴望比过去更加不可控制。他也不知道姐姐现在生活得好不好，想不想他和父母，是不是还愿意回来。母亲已经不在，但母亲的临终嘱托和留给保良的耳环同在耳边，无时无刻不在坚定他的信念--一定要找到姐姐，把姐姐带回家来。找到姐姐并且让她回家，是保良必须替母亲了却的一个心愿。
于是保良决定，每逢周五周六周日的晚上，从八点到十二点，他都要守在“焰火之都”的马路对面。周末和周六，这里都是车水马龙，但一连三天，那个马老板并没在这儿露面。
没有等到马老板，保良并不意外，并不气馁，他早就做了持久战的心理准备。不仅周末，只要学校晚上没有必须参加的活动他都以父亲躲在有病需要照顾为由，向班长和辅导员请假，跑到“焰火之都”的门前守株待兔。保良的恒心，感动了李臣和刘存亮，刘存亮甚至有两期彩票没买，下了夜班跑到“焰火之都”门品，请保良到街角去吃热腾腾的馄饨。李臣因为马老板投诉而丢了饭碗，本来有些埋怨保良，但见保良寻姐之心如此运载定，也就亲话少说了。也难怪李臣鄙刘存亮，他就是比刘存亮命好，在离开“焰火之都”一个月后，又在一个大型台球城应聘成功，而且一去就当上了领班，每月底薪虽然只有六百，可酒水推销的提成倒不止两千。而且不用像过去在“焰火之都”那样，每夜陪着那帮醉醺醺的男客女客又喝又唱，憔悴得像个酒鬼，所以对李臣来说，离开“焰火之都”也算因祸得福。
保良的司心，也感动了菲菲。菲菲来省城后一直闲着，高不成低不就地找不到工作，每月靠在少城开小饭铺的姨夫给点零花钱维持生活。后来她索性就在那小饭铺里当了收账员，干得也是三天打鱼两面天晒网，不把这事当回事。但他不止一次地，一连数个小时陪着保良从在“焰火之都”对面的马路沿上，兴致勃勃地与保良东拉西扯，消磨掉一个个漫长而又枯燥的夜晚。
每当对面的门前有车开到，菲菲就再问：是他吗？保良总是摇头：不是。再有人来，菲菲就再问：是他吗？他是胖子还是瘦子？夜总会门前人来车往，不断有人进进出出，保良一连几个小时总要机械地回答“不是”，最后，只剩下了机械地摇头。
“是他吗？”
“不是。”
“他呢？”
“不是。”
“这个呢？”
“不是。”
“那这个呢？”
“……”
保良神经麻木，目光疲乏，但意识始终没有彻底拖垮，当有一天晚上那个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的马老板终于在夜总会门前短暂地一晃时，保良虽然习惯地说了：“不是。”但在话音落去的几秒之后，他突然一个箭步蹿了出去，飞快地奔跑着，跨过了这条并不宽阔的马路，冲到了夜总会的门前。
马老板是和一大群男女从夜总会里走出来的，他是什么时候进去的，保良显然看漏了眼。他们有说有笑地走向停在路边一侧的汽车，言语中夹杂着连荤带素的插科打诨。保良插进人群叫了一声：“马老板！”他能看出马老板回首反顾的目光中，惊异的同时有些恶胆旁生。
他没等保良开口，便扬着头，迎着保良说道：“你要找权虎是吧，我知道，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要到金银岛俱乐部洗澡，你到哪儿去找我吧。”
他说完，和众人拱手作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