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无论如何，他站了起来，向夏萱说了告别的话。
“谢谢你，”他说，“如果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话，也请尽管找我，我一定尽力而为。”
夏萱也站起来了，笑了一下，但很节制，她说：“我又不去你们酒店消费，你能帮我什么忙啊。”
保良想了一下，说：“我现在，是个体力劳动者了，有需要出力气的活儿，我都能干。”
夏萱很认真地接话：“不用出力气活儿，你能办吗?”
保良马上回答：“当然能啦，你说吧，我一定能办。”
“把这两百块钱拿回去。”夏萱说，“过去的事情别总放在心里，你已经有了新的生活，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幸福的感觉。我真心地祝愿你，能找到那种感觉。”
周三，保良接到了女子监狱寄来的通知，通知他在本周的周日，可以前往监狱，探视他的姐姐。
周日，保良和雷雷早早起床，天没大亮就走出家门，提着为姐姐买好的食物和用品，向公共汽车的车站走去。
女子监狱设在省城附近的一个镇郊，清晨出发，乘公交车和长途车在途中辗转，上午九点就能到达那个无名的小镇。那一天从全省各地赶来探视的犯人亲属相当不少，青年壮年，老弱妇孺，全都拿着刚刚领到的探视证，排在监狱巨大的铁门前面。
上午十点，保良和雷雷随着第二批会见的亲属被民警带进铁门，鱼贯进入会见大厅，肃静地坐在一面玻璃隔墙的一侧，等着自己的亲人出来。五分钟后，犯人们从隔墙的另一侧被带进来了，保良和雷雷竖起脖子紧张地张望，在列队而进的女犯当中，竟然没有找到雷雷的母亲。当进人大厅的女犯全都依序坐定，面对自己的亲人用通话机开始交谈以后，保良才看见一位女警扶着面色苍白的姐姐，从门外蹒跚地走了进来。
雷雷没有遵守和保良事前的约定，眼泪哗哗地哭起来了。保良本想忍住不哭来着，但看到姐姐病人膏盲的样子，看到姐姐顷刻哭歪的面孔，他的眼圈立刻红了起来。他听着雷雷用通话机叫着妈妈，看见姐姐边哭边叫雷雷，他听不见姐姐说了什么，但从她脸上的表情可以想到，日复一日的与世隔绝，日甚一日的疾病磨损，姐姐乍一见到她亲爱的儿子，那是怎样一种肝肠寸断的心情!
那次会见只有二十分钟，大部分时间由雷雷占用，保良和姐姐说话时注意到姐姐的目光，在他的左耳的耳垂停留了很久。那里有母亲留下的一只耳环，那只耳环一直是母亲和儿女之间彼此相思的念物。
姐姐的声音虚弱，先问保良雷雷听话不听话，说雷雷要是真不听话你该打就打，别惯他宠他。然后，姐姐又问保良能不能去求求父亲，让父亲替她去求求公安厅司法厅的头头，让她尽早出去，求父亲可怜她现在一身是病。保良含混地点头，答应姐姐去
找父亲尽量说情。他没有告诉姐姐，他和父亲因为雷雷，因为陆权两家的前仇旧恨，已经中断来往，他不想让姐姐感到绝望。当一个人的肉体受到束缚的时候，内心残留的希望也许是生活下去的最后支柱。
会见结束的时间到了，犯人们听到民警的命令，纷纷站起身来。姐姐仍然由一位女警扶着，一步一挪地走在最后。保良和雷雷从另一侧走出会见厅时，有民警高声在问：“谁是陆保珍的亲属，谁是陆保珍的亲属?”保良不知出了什么事情，连忙出声答应：“我是。”民警说：“你过来一下。”
保良便拉着雷雷，尾随那位民警走进旁边的一间屋子。在那间屋里，一男一女两位民警让保良和雷雷坐了下来，由女的开口，第一句先问保良：
“你是陆保珍什么人呀?”
“我是她弟弟。”
“你叫什么?”
“陆保良。”
“这小孩是陆保珍的儿子吧?”
“对，他叫权雷。”
保良表面镇定，心里紧张，他抓住那位女狱警低头在小本上记录的间隙，插进去问道：“我姐，我姐在这儿有什么问题吗?”
“你姐姐进来已经一个多月了，”那位年长的女警说道，“进来后我们发现她的身体不好，经过监狱医院和省监狱局医院检查，诊断她患有多种疾病，特别是风湿病，比较严重，基本上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生活自理也很困难。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我们考虑让她保外就医。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姐姐除了她这个未成年的儿子之外，现在外面还有你和你父亲两位亲属，你回去和你父亲讲一下，家里也准备一下，等过两天这件事上面一批下来，我们会立即通知你们，把她接出去保外就医。”
保良怔了半天，因为他实在不敢相信，姐姐居然这么快就能走出监狱的大墙，和他，和她的儿子雷雷，重新团聚在一起。他想到姐姐大概从来没在省城生活过，这么多年跟着权虎颠沛流离，生活不能安定，感情若即若离，如果能够去省城和他们一起安定地住下，好好治病，好好静养，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保良看着两位狱警严肃的面孔，相信狱中无戏言，可他嘴里还是习惯性地发出一声疑问：“保外就医?”
姐姐保外就医的手续，办得似乎并不顺利。保良从那次探视回到省城的两周之后，才有一位狱警找到他的单位，和他取得联系。
保良是在酒店保安部的办公室里见到那个狱警的，是个男的，不是上次在女子监狱见过的那人。他们谈话时，保安部的头头也在座旁听。那位狱警首先通报姓名，说他姓丁，随即向保良问道；“你就是陆保良吧?”保良马上急切地点头：“是，保外就医的事批下来了?”
那民警愣了一下，居然反问：“保外就医，谁要保外就医?”
保良说：“哎，上次我去探视我姐，不是你们告诉我我姐可以保外就医吗。”
民警似乎听明白了，说：“啊，我不是女子监狱的，我是青平山监狱的。权虎是你什么人?”保良愣住了，半天才说：“啊，权，权虎?权虎是……是我姐夫吧。”
民警说：“权虎现在在青平山监狱服刑你知道吧，他就在我们那个监区。他人狱以后情绪很不稳定，我们还在做工作。权
虎的父母都不在了，家里没什么人了。他的妻子，也就是你的姐姐，也押在女子监狱服刑，所以权虎一直没有亲人探视，也没有亲人给他送衣物和零用钱来，这对他的改造情绪非常不利。前些天他向我们提出想见见他的儿子，他的儿子现在在你这里吧，啊?”
保良大概猜到是怎么回事了，他迟疑了一下，不得不答：“啊?啊……是。”
“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是不是带孩子去看一看他。”
保良再次迟疑，没有马上回应。民警晓之以理：“权虎虽然犯了罪，但我们还是要尊重他的基本权利，他还是他儿子的父亲，他还有权利见到他的儿子。用父子亲情做做工作，也有利于我们软化他的反改造情绪，所以这件事希望你能积极配合……”
在民警滔滔不绝地论述之时，保良已经想好了他的态度。
“不行，孩子太小了，思想还很脆弱，我现在不想让他老是生活在他父亲的阴影里，说白了我希望他能慢慢把他父亲忘掉。他父亲判了无期徒刑，反正这辈子也不可能和雷雷生活在一起了，他要是真爱孩子，就应该为孩子着想。孩子现在生活得很好，他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情不能再受干扰。”
民警并不放弃，他也许早就料到保良的这个立场，所以继续动员保良：“孩子是小，但总有一天要长大的……”
保良打断民警：“那就等他长大以后再说吧；长大以后他要不要去看他的这个父亲，他自己决定。”
民警让保良顶得噎了片刻，不由放慢了语气：“我知道你现在……你现在算是孩子的监护人吧，可你也要替孩子想想，他现在是和你生活在一起，可他和你在一起才几个月的时间，而他和他父亲在一起生活了六年，而且毕竟有血缘关系。你不能保证他心里不想他父亲，你不能肯定他对他父亲没有感情。孩子的
心理我们大人常常摸不透的，他失去父母心里肯定非常伤心，只不过他在你的面前，可能有意压抑这种心情。”
民警的话让保良的态度开始动摇，但依然嘴硬，而他的嘴硬，实际上已经迹近一种自我辩护：“孩子没有压抑呀，他现在生活、上学都很好，我没有给他压抑……”
民警不急不迫，继续下去：“我跟你说小伙子，就你这岁数，你的人生经验还不行呢，小孩的心情你真不一定了解。我七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了，我跟我父亲一起生活，我父亲总在我面前骂我母亲，他当然希望我跟他同样，憎恨我的母亲。我那时候就压抑自己，有时候也随着我爸骂我妈，这样家里的气氛就会好些，就不用和我爸发生矛盾，可我心里确实很压抑，因为我……我确实想念我的母亲。”
保良不说话了。
保安部的头头也从旁劝他：“陆保良，我看人家民警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