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最残忍的之一是在中国华北地区实行的“三光政策”(杀光、枪光、烧光)，因为在那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对日本人进行了猛烈和有效的斗争。一位沮丧的日军上校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一残暴政策是如何简单明了：“我从上级那里接到命令，这里的每个人都必须被杀掉。”
这项政策的结果是1941年日本人又发动了以赶尽杀绝中国华北农村所有人口的大规模恐怖战争。华北人口从4，400万锐减到2，500万。虽然一些学者认为上百万的老百姓逃到了安全地带，但至少有一位研究中国的学者朱尔斯·阿彻认为，当时在这一地区失踪的1，900万人中，大部分是被日本人杀害了。《中国流血的世纪》的作者r．j．拉梅尔指出，即使当时中国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口被杀害，死者数量也将接近100万。
为对付中国人，日本人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生物武器试验。因怀疑中国村庄帮助了在1942年4月东京杜里特空袭中的美国飞行员，日本人对这些村子使用了生物武器进行报复。在可以降落轰炸机的地带，他们屠杀了25万中国平民，还破坏了方圆2万英里的所有中国机场。像所有在战争中遭到践踏的地区一样，这些地方都受到疾痛的侵袭。我们已经知道，日本飞行员在如上海、宁波和承德这样的大城市播撒携带瘟疫病菌的跳蚤，并把装有各种致病微生物--霍乱，痢疾，伤寒，瘟疫，炭疽和副伤寒--的瓶子投进河流、水井、水库和房屋里。日本人为传染中国平民和军人，还在食物中掺杂了致命的病菌。他们把带有伤寒病菌的饼干扔在露营地附近，引诱饥饿的中国农民；在成千上万中国战俘被释放前，日本人给他们吃注射了伤害和副伤寒病毒的蛋卷。最后的死亡人数统计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是在1，578，000到6，325，000之间。r．j．拉梅尔提供了较为保守的数字：有3，949，000人被杀害，其中400，000人是平民。但是，他指出，有数百万人由于日本人的掠夺、轰炸和医药试验而死于饥饿和疾病。如果这些死亡人口也计算在内的话，可以说，在对华战争中日本人共杀害了900万中国人。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无法想象日本士兵和军官在何种心理下犯下这些滔天罪行的。但有很多历史学家、目击者、幸哿者以及当年的作恶者自己都总结了是什么驱使日本皇军犯下这些赤裸裸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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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暴行》结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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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日本学者相信，中日战争中的南京暴行及其他残暴行为是由一种叫“压迫的传导”现象造成的。据《隐藏的恐怖：在二战中的日本战争罪行》的作者田中雄喜所说，日本现代军队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有巨大的暴行隐患。原因有二：首先是日军官兵中存在的独断专行和残酷虐待，再就是日本社会由天皇身旁的人支配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在侵占南京之前，日军对自己的士兵也长期施加羞辱。士兵被迫为长官洗内衣，或是温顺地站着任由长官掴耳光，直至鲜血横流。用乔治·奥威尔的话说，日本士兵时常受到的这些抽打，是来自长官的“爱的行动”；而日本海军用“铁拳”加强的残暴纪律，则被叫做“爱之鞭”。
人们常说，权力最小的人一旦握有对社会等级中更低微人们的生杀大权，常常会变成最残暴不仁的人。日本士兵来到海外后，因为森严的等级制度而压抑的残暴突然得到了发泄。在外国领土或殖民地上，作为天皇的代表，日本士兵享有巨大的权力。在中国，即使是最低级的日本列兵，其地位也要超过最有权有势的中国人。由此不难看出，长期被压抑的愤怒、仇恨和对权力的恐惧就是如此在南京爆发成无法控制的暴力。日本士兵沉默地接受了长官施加的一切，那么中国人也必须接受他们选择的一切暴行。
学者们认为，侵华暴行的第二个原因是许多日本军人对中国人的鄙视--这种鄙视是通过数十年的宣传、教育和社会灌输形成的。如果说中日两个民族种族不同的话，日本人和中国人也是很相似的(也许正因如此，日本人感到自己的独特性受到了威胁)。尽管这样，皇军中许多人把中国人看做是低于人类的人种，对他们来说，杀中国人就像踩死臭虫或杀猪一样，不必有任何道德上的压力。事实上，无论是在战前还是战争期间，各个级别的日本军人时常把中国人同猪相提并论。比如，一位日本将军告诉一位记者说：“坦率地说，你对中国人的看法与我完全不同。你认为中国人是人，而我认为他们是猪。”在南京，一个日本军官把中国俘虏十人一组绑在一起，把每一级推进一个坑里，然后烧死他们。这位军官为自己开脱罪责时解释说，他在杀人时的感受同他杀猪时一样。1938年，一个名叫东史郎的日本士兵在日记中揭露：“现在，一头猪比一个人(中国人)的命更值钱。因为猪肉能吃。”
第三个因素是宗教。日本皇军给暴力冠以神圣的光环，使暴力具有一种文化上的必要性，这种力量丝毫不亚于在十字军东征和西班牙宗教法庭时期那种驱使欧洲人的力量。在1933年的一次讲演中，一个日本将军说：“每一颗子弹都必须充满帝国的风范，每一枝刺刀尖上都必须烙有民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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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暴行》结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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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日本人怀疑其在中国的使命是否正义。一位曾参加过南京暴行的前日本士兵卡富白道说，他所受的教育使他深信天皇是全世界理所当然的统治者，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伏秀的种族，控制亚洲是日本的使命。当一位当地的基督教士问他：“上帝和天皇谁更伟大?”时，他毫无疑问地回答：“天皇。”有一个比上帝还高大的东西站在自己一边，日本军队很自然地走了下一步--认为战争，甚至包括随之而来的暴力，能够最终使日本及其受害者受益。一些人把暴行当做达到胜利的必要工具，这个日本的胜利能够帮助所有的人，并在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之下建立一个更好的中国。这种态度也表现在那些无情地殴打学生和士兵的老师和军官身上，他们在殴打时坚持认为这全是为了爱护。
或许正是松井石根将军在试图粉饰日本侵华行为时总结了这种盛行的自欺欺人的“道德感”。在1937年去上海之前，他对支持者说：“我上前线并不是去与敌人战争，而是去抚慰(被打击的)兄弟。”后来，他又谈起入侵中国：
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战斗一直是“亚洲大家庭”中的兄弟之争。……在那些日子里，我一直相信这种战斗是帮助中国人进行反思的一个途径。我们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憎恨他们，相反，我们太爱他们了。这正像在一个家庭中，当大哥对胡作非为的小弟忍无可忍时，为了使小弟行为端正，不得不严责他。不管战后历史的进程如何，南京的暴行将永远是人类的荣耀之中的一块污迹。但使这块污迹特别令人厌恶的是历史并没有为这个故事写下一个适当的结局。60年后，日本作为一个民族，还在试图埋葬南京的受难者——不是像1937年那样葬于地下，而是要把他们埋葬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在这种无耻行为的掩盖之下，由于很少有人试着记录并为公众系统地描述，南京大屠杀目前在西方几乎无人知晓。
本书的初衷是从日本颠倒黑白的宣扬者的贬抑中解救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为南京数十万死难者的无名之墓写下铭文。它是一部对人性阴暗面的个人探索之作。南京的暴行留给我们很多教训，其中之一是：人类的文明是多么浅薄。也有人认为日本人是非常邪恶的——他们永远是一个危险的民族。但在读完几箱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材料，浏览了浩瀚的世界历史中古代诸多暴行的记录之后，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其说日本在二战中的行径是由危险的民族性所致，倒不如说是在一个脆弱的文化中，一个危险的政府在一个危险的时刻将其危险的理论贩卖到另一个与之看法截然相反的民族所致。我们应以慎重的态度看待南京的暴行——它阐明了人是多么容易被鼓励让十几岁的孩子泯灭天性，成为可怕的杀人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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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暴行》结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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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京暴行得出的另一个教训是大屠杀中强权的作用。那些曾研究了历史上大屠杀的人已经指出，政府中的高度集权是致命的——只有某种意义上绝对的强权才会制造像南京暴行这样的惨剧。在90年代，世界上研究大规模杀害(demo-cide)的泰斗r．j．拉梅尔(democide是他杜撰的术语，包括了种族灭绝和政府进行的大屠杀)，完成了对本世纪和古甘暴行的系统、量化的研究，他引用著名的阿克顿勋爵(1834-1902，英国历史学家。--编注)的一句话概括这个令人难忘的研究：“强权杀人，绝对的强权绝对地杀人。”拉梅尔曼现，一个政府越是不限制其强权，它就越容易因其领导人自妄想或精神上阴暗的冲动驱使，向他国政府发动战争。日本不是例外，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众多暴行，如果不是难以避免的，也是意料之中的向专制制度发展的结果，是由军队和皇族控制的强权驱动整个民族，实现少数拥有大权者的病：目标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