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多年来的争论，有人说潘岳可能因为他的性格而“失宠”。樊百华在互
联网上发表文章说：“开明派的重要自不待言，……这里只想给潘岳一点忠告—
—当说可说则说，不可说索性缄口。即使今后开明派已没有机会采用我的建议，我
还是想在这里说出来。”
潘岳（2）
潘岳是惟一一位重新走完了红军长征路的年轻的中共高级干部。2001年9月1
日在回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市森林”栏目关于为什么要走红军长征路的问题时，
潘岳动情地说：“我偏爱历史，同时也喜欢读党史。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已经成
立80周年了，有着伟大、光辉的历程，但我认为最感动我的是红军长征的这段历史，
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共产党的条件最差，敌我力量最悬殊，环境最艰苦，可相反，
斗志最昂扬，感情最纯洁，理想最坚定。当时拼到最后就剩下了几万人，自然条件
非常险恶，但就这样还是走下来了，一直往前走，不回头，不掉队，是什么精神促
使他们走到底的？我觉得，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在支撑着，是奉献、无我、战胜一切、
超越一切的信念在支撑着他们。在遵义旧址上，一些老同志对我说，那时候，他们
连第二天会不会被消灭、能不能生存、能不能站住脚都不知道，而领导人在一起谈
的居然都是国际形势。跑到陕北后，第一件事居然是开党的民主生活会，开展讨论，
进行自我批评。那时候人困马乏，只剩下8000人了，大家关心的却仍是这样的宏观
大问题。还有像抢夺泸定桥的时候，大家都争着报名当敢死队员，在那个年代，你
要是死了人们都无从知道你是谁。这一切靠的是什么？就是靠伟大的精神。这种精
神如果不去亲身体验走过，根本无法体会。”潘岳把走红军路时的一些感受用笔写
下来，如《攀越雪山》《生命之桥》和《蜀南竹海行》，都被誉为散文中不可多见
的佳品，这些文章被收录进《潘岳诗文集》，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后，让读者见识了
潘岳“锦心绣口”的一面。
腹有诗书气自华，潘岳风流倜傥的才情，在高层中是人人尽知的。作家海岩这
样评价潘岳和他的诗文：“潘岳第一次令我动容的，其实是他的散文。一篇《攀越
雪山》，写得何其好啊！顿觉幼稚之说原是大大冤案。《托起草原》也很精彩，《
蜀南竹海行》亦颇传神，潘岳的散文几乎篇篇都好，因为这些年指点江山、激扬文
字的政治诗文已然久违，一朝得闻顿觉满耳轰鸣，振聋发聩，瞬间可令狭窄的胸襟
变得博大，短浅的目光变得高远。历史荣辱、国家成败、文明兴衰，也都重新变得
引人注目！让人思想万千了。”
对于久历官场而仍保持写作热情的潘岳，海岩感慨道：“时光的‘锻炼’使许
多人退隐为仙风道骨的‘山人’，堕落为只问五谷的‘俗人’，但是潘岳，依然像
我们年轻时都曾渴望的那样，执着于做一名被社会和民众所需要的‘儒者’。这是
我在潘岳的散文中分明看到的情怀。沿着这样的心迹线索重读他的诗，成见中的
“幼稚”已荡然不见，只见到一腔热血，一以贯之。我承认，像潘岳这种壮怀激烈、
精忠报国的心态，这种共产党人传统的自信和骄傲，这种对民族对历史的舍我其谁
的责任感，我们很多人，也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常有了。我们不常有，可我们都希
望那些从政的人常有，都希望那些官员们还能保持潘岳诗文所弘扬的那片热血之心、
赤诚之心，忘我救世，立志不朽！”
有人评论道：“潘岳诗文的价值还在于塑造了一位当代青年从政者的真实形
象，他具有丰富和袒露的灵魂、复杂和坎坷的遭际，这个意义并不亚于作品本身的
意蕴。作者以……一种敢哭、敢笑、敢怒、敢歌的方式，以表达一位年轻从政者的
鲜明个性、想像力和炽热的情感，这是尤为令人感动的。潘岳认为：做人比做官重
要，只要你还死撑着那副凌凌风骨，你就会去写诗、去爱诗，甚至，从政者少一点
‘韬光养晦’，多动点儿感情、多讲点儿真话、多修点儿情操、多想点儿诗文，至
为重要。如他所言，诗文也确实可以用来改造一点儿社会风气，他所提倡的就是一
种新的有时代感的文化精神。”
而南怀瑾在《潘岳诗文集》的序言中说他“中年气盛，锐气如风雷”，更为传
神地道出了一个官员和一个书生形象叠加后的鲜明性格。看了这篇诗文集，就不难
理解作者的抱负，更不难理解他何以屡次大胆放言，言他人不敢言，想他人不敢想
的原因了。
潘岳正如自己所说：“……香格里拉雪山，是中国人自己的雪山，不可不攀越！”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自己不能回避。
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
2002年上半年，潘岳一份题为《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的“政改报
告”悄悄在中央高层中传阅。由于这篇理论报告作为内部文件直接供中央最高领导
作为决策参考，因而有人称之为中国共产党自1989年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政改奏折”。
中国共产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是执政党了，这在一般人眼里不是个问
题。可时过50多年，“执政党”一词为何重又流行开来，频繁见诸国家领导人的报
告以及像潘岳这样的理论家的话语中？这是个理论问题。
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早年马克思在论述历史发展进程时得出了社会主义实现
的必然性，人们把这种理论称为科学社会主义。而在此前，在欧洲理论界盛极一时
的以制度建设为主要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被马克思无情抛弃。历史学家认为，
其实这两种社会主义对后世都有着不同的意义。革命阶段、夺取社会主义政权阶段
应当更多地应用马克思的理论，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则应更多地应用制度设计社会
主义理论。也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对革命党更有意义，而制度设计社会主义对执
政党更有意义，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执政党本身考虑的就是国家的制度设计和建设
问题。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就已意识到，但其转变
一直遭遇挫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使这种转变化为泡影。改革开放后，
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寻找这种转变的契机，并有意识地在执政方针上体现这种新思维。
真正把执政党建设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提出来的是邓小平。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
就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
善于领导”的问题，并在后来十几年里，根据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总结历史经验，
从方方面面对这一世纪性的难题作出了初步的回答。在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领导之
下，我国其实已经基本完成了革命党向执政党转换的任务。虽然转换得以实现，但
所缺的是在理论上还未对这种转换进行论述和说明。作为理论家，潘岳多少年来一
直沿着中国共产党的改革轨迹进行长期思考，《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正
是在从理论上对这种转换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论述和说明。
尽管右翼势力不断对潘岳施放冷箭，讥之为“中共孤臣”，但这丝毫不影响潘
岳的探索和中国的前进脚步。“三个代表”的提出和在中国的具体实践，无不说明，
像潘岳一类的中国年轻干部，正以自己的热情，努力探索着民族强盛的道路。
在宗教与“鸦片”之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1年12月，潘岳在《深圳特区报》《华夏时报》等几家
报纸同时发表了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的文章，文章直面当
下中国的道德危机，直指缺乏信仰对中国的危害，认为“宗教鸦片论”使中国付出
了沉重的代价，提出“宗教劝人为善的精神，是宗教影响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功能”
“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文化的灵魂体现于道德，道德的支撑在于信仰，而一个没
有信仰的民族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更是如此”。
潘岳指出，马克思的原意对宗教的鸦片功能并无褒贬之意，只是列宁在解释时
创造性地加上了“麻醉”两字，即改为人们所熟知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令宗教被视为毒品。他认为，中共在取得政权之后，“一直以鸦片论作为我们认识
宗教的圭臬，以致国家的宗教政策一度产生偏差，并为此付出代价”。文章指出，
宗教具有精神补偿作用，具有心理功能、道德功能、文化功能，同时还兼具服务、
公益等多种功能，比如，无神论和科学无法克服民众对死亡的恐惧，宗教却能够做
到。同时强调，中国的政治体系与宗教必能建立科学合理的关系。新型政教关系一
旦明确，将极有益于中共完成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以新型的执政意识与领导方式
来管理宗教。
潘岳的文章公开发表之时，正值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