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完成了由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工业文明的转型，谁就将取得道义、经济、
技术和文化上的全面优势。他认为，发展中国的环境文化，不仅仅是对我们面临的
环境危机的反应，也是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变化做出的积极应对。他指出：“环
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危机是短暂的，往往影响于一时，而生态
危机则是长期的，一旦形成大范围不可逆转的破坏，民族生存就会受到根本威胁。
而环境不安全的根子，在于我们继续沿袭西方传统工业文明的价值取向、发展路径
和生活方式。这不仅对资源和环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加剧了社会失衡与国家稳
定。解决以上问题，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涉及体制、
机制、法制的一系列改革，涉及到领导人观念的改变，涉及到干部考核的综合指标
（如增加资源生态与社会人文等绩效考核）与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建立，当然，还
涉及到我们文化价值理念的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在环境成为稀缺资源的情况下，
环境文化所倡导的生态经济，也应成为调整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人群差距等利益
关系的内生变量。如通过建立区域环境补偿机制，让东部地区拿出更多的资金，支
持西部地区保护生态环境；如通过建立城市对农村环境的补偿制度，加大对农业
的绿色补贴；如通过引导富裕居民支付更多的环境成本改善环保公共设施，让遭受
环境危害最大的弱势群体得到实惠；如通过建立自然资本的市场机制，使良好的自
然环境转化成为经济优势。总之，要使环保理念真正成为协调社会关系的新杠杆，
成为我国生产力布局与资源配置的调节器，就必须大力弘扬环境文化。任何区域开
发，都要考虑资源环境；任何经济建设，都要尊重自然法则；任何赶超战略，都要
兼顾社会公平；任何市场行为，都要补偿生态环境。这才是环境文化极力营造的道
德氛围与社会共识。”（参见潘岳《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
可以说，这是一个视野极广的国家安全观，不仅包括了通常所说的国家安全内
容，还从整个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战略高度上进行了论述。
保护弱势，平衡利益的关键——中国式民主
面对中国社会蕴含的各种社会问题，潘岳主张积极化解和调整各种可能导致社
会动荡的内在矛盾关系。而这就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民主与法治。与积极主张
施行西方民主的观点不同，潘岳虽然认为民主是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实现国家政
治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认为中国当代民主的体制，就是由政府主导的全体人民平等
参与民族复兴的政治形式，但他对实行西方议会民主政治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
前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者李普塞（seymourmartinlipset）对民主的研究结
果，在中国高层中有相当重大的影响。李普塞认为：一国的政治发展（民主化）
和该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着密切的相关性。这些社会经济条件包括了:1接触现
代化事务的人数;2受大众传播影响的人数;3居民所迁徙的人口比率;4都市化
程度;5非农业劳动力的人口比率;6识字率;7平均国民所得。按照李普塞的研
究，当一国的社会发展程度极低时，这个国家很难成为稳定的民主国家。
纵观当今世界实施民主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现状，让人不能不重视李普塞的理论。
依照这个理论，潘岳认为，中国在现有的教育体制和水平之下，文盲比率高，接触
现代化事务的人口比率低，农业人口比率高达70%，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绝对不
适合搞西方议会政治。否则，当早熟的民主来临时，广大的无知群众，极容易被煽
动起来，转化成狂热的民粹主义。如此一来，不啻是重返文革时代的无政府状态，
中国付不起这样的代价。基于此，潘岳积极主张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比如，
他主张党内民主，提倡促进科学公开的“政策民主”，建立公共政策辩论体系，实
现社会参与、政府决策、人民监督的政治民主。强调以法制和强力政府推进中国的
现代化。希望通过政府职能转变、人事制度改革、法治、党内民主、民族优秀文化
教育来实现之。并试图通过制度设计，抑制腐败和权力寻租，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
调整以效率为主的改革取向，倡导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注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和社会分配的公正、公平和公开相协调。而这其中中央政府的权威是实现社会生活
公开公平的关键。许多人认为，对于一个后进的大国来说，维护中央权力的“交易
成本”（制度经济学术语）最低，才能换取最大的效率。
对发展主义的反思
2003年5月6日，中央公布的新一轮人事任免名单中，出现了潘岳的名字。他
被免去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任命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国家环保总局是国家经
济建设中的另一个要害部门，中国近年来对环保的重视举世瞩目，国际社会都把环保
提升到与经济建设同样高的层次。到了国家环保总局后，潘岳将反思的矛头对准了
gdp，将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源归咎于对gdp的片面追求，归咎于唯发展主义的思维
模式。
经历上千年风雨沧桑的中国，在20世纪后半程开始了真正追求实现现代化，然
而在一段时间内，发展至上的观点，片面强调实现如美国、欧洲一样的富裕和繁荣，
在指导思想上占了一定的上风。这种需求的极端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主
义意识形态。
“发展主义”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般意识上的“发展”，指物质
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是人类社会的正当要求，也是中国改革和开放
的目标。而所谓“发展主义”指的是一种源起于西欧北美特定的制度环境，在20世
纪60年代之后逐步流行的观念，对后发国家具有相当大的蛊惑性，它通过对工业化、
城市化、现代化等等的许诺，对广大的“第三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包括
贫富悬殊拉大、生态环境恶化等等。冷战结束以后，发展主义更是演变为一种全球
化的潮流。这种潮流将“发展”简单地还原为经济增长，将经济增长又简单地等同
于gdp或人均收入的提高。在向所有人许诺未来的“美好生活”的同时，发展主义
滋生着一种不均衡的经济格局和不合理的交换分配体系，同时也严重地破坏着资源
日益减少的环境，损耗着已经变得十分脆弱的生态系统。
潘岳文章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焦点，即集中在对发展主义的反思上。他在反思传
统工业经济的增长方式的基础上，努力探索着生态工业经济的新型增长方式。潘岳
强调必须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和宏观调控能力，应当将经济链向中国西部转移，
加快中西部的开发力度。同时，注重循环经济的发展，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
效益和环境效益。“政府必须具备‘绿色控制’能力，从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到追
求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将环境文化的理念从单纯的自然环境保护扩展到
教育、科技、企业经营及废物处理等诸多环节之中。通过环境教育、环境立法、环
境税收、环境标志、环境审计、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特指
对重大政府政策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等诸多手段，使绿色控制的链条从规划
设计环节开始，到废物重复利用这个终端，实现完全的物质能量循环使用的目标。”
（参见潘岳《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
潘岳（4）
中国人不能丢弃的原则
总体上看，潘岳的视角基本集中于如下的问题上，这些问题也是中国人未来不
能丢弃的原则：一、中国的主权和大国地位；二、文化中国的凝聚力；三、中央政
府的权威；四、社会的安定；五、可持续的发展；六、社会公平与亲情；七、渐进
的政治参与；八、良性生态环境。
潘岳的思想体系，也有如下一些基本的内涵：
第一，主张渐进改革，在安定中求进步。
第二，重视传统文化价值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强调结构的调整重于量的增长。
第四，支持公众参与，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第五，以环境为一切经济发展的出发点。
第六，以大中华的利益为本位，认为这是基本出发点与归宿。
潘岳的理念，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马列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中国历史和传
统文化、部分西方现代化理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些来源，有可以相互融合的，
有相互矛盾的，因此在潘岳的各种政策主张中，可能仍然存在着逻辑上的不完善之
处，而其可操作性和实践上的意义，还有待历史的检验。
附录: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
潘岳
任何执政者都要与宗教打交道，世界上许多事都与宗教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