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元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已经5年了。在此之
前，他一直作为中国权威的经济专家之一，被中国三代领导人看好，长期从事经济
发展的战略研究。
他早期的理论研究主要是政治经济学、价格学和市场学。20世纪70年代末，他
参与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较早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也是
一种商品经济的观点，呼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引入竞争机制。1987年，时任国家经
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的李铁映组织了8家高等学府及研究机构专家，讨论中国经
济体制中期改革方案，张卓元和刘国光在会议上提出“稳中求进”的“渐进式”改
革思路，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厉以宁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等“激进改
革派”产生分歧，使经济学界分化出“激进”与“保守”两种学术阵营，继而引发
全国范围的经济发展大讨论。张卓元由此成为“稳健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正是因为张卓元的“渐进式”改革思路比较贴近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他的
“稳中求进”的宏观经济观一直在中国经济政策中发挥着影响，他的许多观点和建
议大多能被高层采纳。海外经济观察家私下里把他称做中国高层“经济智囊团的红
人”。
这样的说法也不为过，从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组成员的组成可以看出，
张卓元在经济界“闯荡”40多年，继赢得邓小平、朱基等领导人的赏识之后，在新
一代领导集体中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这些年来，张卓元多次参加了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1993年，他参加
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的起草工作，1996
年又参与了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起草。
十六届三中全会被认为是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政策调整的风向标。也许是历史
的巧合，中共20年来的历次三中全会注定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都是一个转折
点，都是权力调整、新领导层定型、确立重大改革方案的会议。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方针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转移，将中国经济推入改革开放时代；1984年的十二届三
中全会突破传统思想的禁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的论断，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尝试；1988年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
会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国的市场经济
改革又前进了一步；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明确
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而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
的决定》，确立经济体制变革方向，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深层
次矛盾，明确了未来的改革任务和措施。
张卓元认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将进入关键时期。由于未
来的3到5年，是中国加入wto最后兑现承诺的关键时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全面对外开放由此走向不可逆转的格局。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如何以开放促改革
促发展，建立一个开放型的经济，将对中国未来改革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意味
着我国全面对外开放进入关键时期。而我国要保持经济的快速持续稳定的增长，不
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还取决于经济社会能否协调发展。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也进入关键时期。
但是他也看到，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还有几个方面的任
务没有完成。第一类是原来设想、规划的改革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比如国企改
革，1993年已经确定国企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二类是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以前没有暴露，或者不够突出的问题，现在显得突出了，最主要的是“三农”问题
和经济与社会协调、全面发展的问题。第三类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和中国加
入wto，要求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中显露出的问题。
作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人之一，张卓元也深感到中国的问题不可
能通过一次大会就全部解决，方方面面，错综复杂。但他看到，十六届三中全会的
历史意义是巨大的，这次会议研究和讨论的主题，不仅正好与十四届三中全会遥相
呼应，而且也呼应十六大提出的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目标，回答了从哪些方面努力，并给出明确的方向、原则。从这个意义
上讲，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将成为中国改革进程中又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外界普遍认为，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出，张卓元尽管年逾古稀，但新的中央领导
集体并没有让他告老还乡的打算。这位老牌的经济学家还会在今后的政治经济领域
中对中国的经济决策施加影响。或许正因为如此，张卓元对十六届三中全会解读中
定调的“历史意义说”，颇具公信力和传播力。
价值规律的深刻解说者
张卓元1933年7月出生于广东省梅县。还是在高中时代，他偶然读到苏联经济
学家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尽管书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非常抽象而
深奥，却让他十分入迷。
1950年张卓元高中毕业，报考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山大学经济学系，哪知
两个大学同时录取了他。这让他非常矛盾。当时他想读清华大学，但又想学经济学。
最后出于对经济学的痴迷，他还是选择了中山大学。
在中山大学学习了近3年后，恰逢1953年的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张卓元被调
整到了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理论班。毕业前他已在《中南财经学院学报》上发表万
余字的经济学处女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的作用》。
1954年秋，张卓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组
工作。
经济研究所的前身是解放前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
成为社科院的一个研究部门，也是我国历来最高的经济学研究机构。
张卓元到经济研究所不久，就参加了《经济研究》杂志的创刊工作，从编辑一
直干到编辑部主任，成为杂志社的骨干力量。
1957年，孙冶方任经济研究所的代所长，张卓元一边在《经济研究》杂志从事
编辑工作，一边充当孙冶方的得力助手，从事经济研究，就社会主义商品、价值、
价格、经济核算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独到见解的学术论文。
孙冶方是我们经济学界的先驱，长张卓元25岁，当年他与陈翰笙、钱俊瑞、薛
暮桥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时，张卓元刚刚出生。因此张卓元对孙
冶方就像对父辈一样尊敬。新中国成立后，孙冶方先后担任过上海军管会重工业处
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对中国经济有着清醒的
认识和独特的思考。
早年留学苏联的孙冶方不仅学术功底深厚，思想也比较开放，因此他来到经济
所之后，给沉闷的学术研究带来了清新的空气。他鼓励张卓元等青年研究人员一定
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以科学的态度，大胆创新，为国家的经济振兴寻
找良策。
然而孙冶方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态度却给自己带来了麻烦。1956年社会主义改
造全面完成之后，面对公有制已经占主体地位的格局，需要回答商品生产和价值规
律在中国的作用问题。孙冶方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把计划和统计建立在价值规律的
基础上》，指出价值规律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未来的共产主义都是存在
的，社会主义的计划必须自觉地遵循价值规律；第二年孙冶方发表《从“总产值”
谈起》，指出利润是企业经营好坏的最集中的表现。
1959年，孙冶方在巨大的压力下组织经济研究所写作《社会主义经济论》，点
名张卓元作为他的主要学术助手。这是张卓元和孙冶方第一次紧密合作，从而使张
卓元真正成了孙冶方的忠实追随者，而孙冶方也笑称张卓元是他的“关门弟子”。
1963年9月，孙冶方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的研究报
告，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争论的焦点。由于孙冶方竭力反
对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企业管理制度，遭到康生、陈伯达组织的批判和围攻。他
的观点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经济观点。“四清”时，工作组进驻经济所，揪出了孙
冶方、张闻天“反党联盟问题”，孙冶方被打成该所“反党联盟”的头目，被免去
职务，下放到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