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作顾成庙。
[6]兴建顾成庙。
五年（丙寅、前175）
前五年（丙寅，公元前175年）
[1]春，二月，地震。
[1]春季，二月，发生地震。
[2]初，秦用半两钱，高祖嫌其重，难用，更铸荚钱。于是物价腾踊，米至石万钱。夏，四月，更造四铢钱；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
[2]当初，秦行用半两钱，高祖嫌半两钱过重，使用不便，另行铸造荚钱。至此时，物价暴涨，一石米贵至一万钱。夏季，四月，文帝下诏：另行铸造四铢钱；废除禁止私人铸钱的禁令，允许民间自行铸钱。
贾谊谏曰：“法使天下公得雇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他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淆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淆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笞奔走者甚众。夫县法以诱民使入陷井，孰多于此！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崐。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将甚不详，柰何而忽！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中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故不如收之。”贾山亦上书谏，以为：“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上不听。
贾谊提出批评说：“现行法令允许天下公开雇人熔铸铜、锡为钱币，有敢掺杂铅、铁取巧谋利的人，就处以黥刑。但是，铸钱的人都以获利为目的，如果不杂以铅铁，就不可能获利；而只要掺上很小比例的铅和铁，就会获利丰厚。有的事容易引起后患，有的法令能导致违法犯罪；现在让平民百姓掌握铸币的大权，他们各自隐蔽地铸造，要想禁止他们在铸钱时为获厚利而取巧舞弊，即便是每天都有人因此而被判处黥刑，也禁止不住。以往，百姓因此犯罪而被判刑的，多的一县可至数百人，被官吏怀疑而受到逮捕拷打和为传讯而奔走的人，那就更多了。设立法律去引诱百姓犯罪受刑，还有什么能比这种铸钱令更严重呢！另外，民间习惯使用的钱币，各个地方有所不同：使用轻钱，一百枚须添若干枚，使用重钱，又不按标准数使用。官府规定的货币在交易中不具有权威地位，对此，如果官府采取强硬手段来统一市场币的话，事情一定会很繁琐、很苛酷，而且力难胜任；如果官府放纵的话，市场上流行各种钱币，币制就陷入混乱。可见，如果关于钱币的法律不完善，到哪里寻求标准呢！现在，放弃农业而开山采铜的人日益增多，扔下农具而去炼铜铸钱、烧制木炭；质量低劣的钱币每天都在增加，五谷粮食却无法增加。善良的人受此风气的引诱而做出了罪恶的事情，谨慎怕事的人也被裹挟犯罪而受到刑罚甚至于杀戳。惩罚杀戮百姓是很不吉祥的，为什么疏忽了呢！朝廷了解到它的祸患，大臣们必定会建议说‘禁止私人铸钱’。但是，如果禁止的方法不对，就会造成很大的危害。法令禁止私人铸钱，就必然导致钱币减少、币值增加；这样一来，铸币的获利就更大，私人违法铸币就如同风起云涌，用弃市的重刑也不足以禁上盗铸。违法犯罪防不胜防，法律禁令屡遭破坏，这是用于铸币的铜造成的后果。铜分布在天下百姓手中，所造成的祸害是很大的，所以，不如由朝廷控制铜的流通。”贾山也上书提出批评意见，认为：“钱币，本是无用之物，却可以用来换取富贵。使人获得富贵，本来是由君主所掌握的权柄；让百姓铸币，是使百姓与君主共同掌握权柄，不应该再继续下去。”文帝不采纳这些意见。
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宠幸，上欲其富，赐之蜀严道铜山，使铸钱。吴王濞有豫章铜山，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而国用饶足。于是吴、邓钱布天下。
这时，太中大夫邓通正得到文帝的宠幸，文帝为了使邓通成为巨富，就把蜀郡严道县的铜山赏赐给他，让他采铜铸钱。吴王刘濞境内的豫章郡有产铜的矿山，他召集了许多不向官府登记户籍的流民开矿铸钱；在吴国东部用海水煮盐；所以，吴王刘濞不必向百姓收取赋税而官府费用却极为充裕。于是，吴国和邓通所铸造的钱币流通于全国。
[3]初，帝分代为二国；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是岁，徙代王武为淮阳王；以太原王参为代王，尽得故地。
[3]当初，文帝把代国封地分为两国。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这一年，文帝把代王刘武改封为淮阳王；改封太原王刘参为代王，得到了原代国的全部封地。
六年（丁卯、前174）
前六年（丁卯，公元前174年）
[1]冬，十月，桃、李华。
[1]冬季，十月，桃树、李树都不合时令地开了花。
[2]淮南厉王长自作法令行于其国，逐汉所置吏，请自置相、二千石；帝曲意从之。又擅刑杀不辜及爵人至关内侯；数上书不逊顺。帝重自切责之，乃令薄昭与书风谕之，引管、蔡及代顷王、济北王兴居以为儆戒。
[2]淮南王刘长自设法令，推行于封国境内，驱逐了汉朝廷所任命的官员，请求允许他自己任命相和二千石官员；汉文帝违背自己的愿望同意了他的请求。刘长又擅自刑杀无罪的人，擅自给人封爵，最高到关内侯；多次给朝廷上书都有不逊之语。文帝不愿意亲自严厉地责备他，就让薄昭致书淮南王，委婉崐地规劝他，征引周初管叔、蔡叔以及本朝代顷王刘仲、济北王刘兴居骄横不法、最终被废被杀之事，请淮南王引以为戒。
王不说，令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辇车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闽越、匈奴。事觉，有司治之；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长安，丞相张苍、典客冯敬行御史大夫事，与宗正、廷尉奏：“长罪当弃市。”制曰：“其赦长死罪，废，勿王；徙处蜀郡严道邛邮。”尽诛所与谋者。载长以辎车，令县以次传之。
淮南王刘长接到薄昭书信，很不高兴，指派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余人与棘蒲侯柴武的太子柴奇合谋，准备用四十辆辇车在谷口发动叛乱；刘长还派出使者，去与闽越、匈奴联络。反情败露，有关机构追究此事来龙去脉；文帝派使臣召淮南王进京。淮南王刘长来到长安，丞相张苍、代行御史大夫职责的典客冯敬，与宗正、廷尉等大臣启奏：“刘长应被处以死刑。”文帝命令说：“赦免刘长的死罪，废去王号；把他遣送安置在蜀郡严道县的邛邮。”与刘长通谋造反的人，都被处死。刘长被安置在密封的囚车中，文帝下令沿途所过各县依次传送。
袁盎谏曰：“上素骄淮南王，弗为置严傅、相，以故致此。淮南王为人刚，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雾露病死，陛下有杀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复之。”
袁盎进谏说：“皇上一直骄宠淮南王，不为他配设严厉的太傅和相，所以才发展到这般田地。淮南王秉性刚烈，现在如此突然地摧残折磨他，我担心他突然遭受风露生病而死于途中，陛下将有杀害弟弟的恶名，可如何是好？”文帝说：“我的本意，只不过要让刘长受点困苦罢了，现在就派人召他回来。”
淮南王果愤恚不食死。县传至雍，雍令发封，以死闻。上哭甚悲，谓袁盎曰：“吾不听公言，卒亡淮南王！今为奈何？”盎曰：“独斩丞相、御史以谢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诸县传送淮南王不发封馈侍者，皆弃市；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户。
淮南王刘长果然愤恨绝食而死。囚车依次传送到雍县，雍县的县令打开了封闭的囚车，向朝廷报告了刘长的死讯。文帝哭得很伤心，对袁盎说：“我没听你的话，终于害死了淮南王！现在该怎么办？”袁盎说：“只有斩杀丞相、御史大夫以向天下谢罪才行。”文帝立即命令丞相、御史大夫逮捕拷问传送淮南王的沿途各县不开启封门送食物的官员，把他们全都处死；用列侯的礼仪把淮南王安葬在雍县，配置了三十户百姓专管看护坟墓。
[3]匈奴单于遗汉书曰：“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支等计，与汉吏相距。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帝报书曰：“单于欲除前事，复故约，朕甚嘉之！此古圣王之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