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以后我才发现，自己的电话上有几通母亲没有打通的电话，这让我很烦躁。
舅舅家的妹妹因为修鬼那几个家伙被砍的事，没多久就被学校开除了。虽然我记着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的疤，虽然我也曾对这个妹妹恨的咬牙切齿，但我从t市回来后见到她的第一面一直到现在，我没有提过一句。
知道错了和学会后悔，这是两件并不相同的事。前一个会让人在以后挑选一条对的道，后一个却只能让人一辈子只回想着以前的弯路。
我后悔的事情很多，所以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妹妹每天想的与我一样，所以我原谅了她，也希望她原谅自己。不过有些事，哪怕只发生一次，也可以彻底的糟蹋掉一个人。
听我母亲说，原本还算乖巧的妹妹从那件事以后，变的很奇怪。无论舅舅和舅妈用什么办法，即使关在屋子里狠狠的打，她嘴里吐出的话永远都是同样一句：“我不用你们管。”
我想，那些从来没说过谎话办过后悔事的人，不会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在我还用心读书的那几年里，我从来不担心自己犯的错会惹来什么后果。我曾经是个不错的学生，我知道自己在课堂上睡觉、传纸条，或者看课外书，这都可以被我一张张高分的成绩单打发掉。所以，当老师和父母问起我的错时，我会毫不犹豫的坦白一切。看着他们嘴硬心软不敢重罚我的样子，我心里很可耻的自豪。我记得那时候的同学都很佩服我，似乎我不说谎值得他们学习。我也曾经这么认为。
但当我走错了路以后，我再也不愿意对别人承认自己的错。与我的妹妹一样，当父母罗罗嗦嗦询问什么的时候，我回答的也是那句“我不用你们管。”
其实，我和她和我们不是不用，而是害怕。说到底是对自己失望，更害怕看到别人对自己失望的模样。
初中被开除以后，妹妹没有继续念书，被舅舅送去服装厂学习裁剪。不过熟悉那些活的朋友都清楚，服装厂流水作业，绝不会让一个学徒有空学会全部，所谓的培训也只是骗点效益而已。于是没到两年，妹妹跟着一个小白脸私奔，随后跑去外地做了小姐。
当然，这些只有我知道。舅舅还沉浸在自己女儿去外地闯荡的美梦中，我实在不忍心告诉他，一个女人只有入夜才闯荡，这不是什么好事。
前段时间妹妹回来过年，大概与舅舅吵了一架，大半夜跑出家后一直没什么信。老妈打过电话让我去找找，我猜过，如果她知道我妹妹到底做着什么，她绝对不会还这样担心。
就因为这个想法，每次我都推脱工作忙拒绝了母亲的要求。
我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不是个喜欢看别人笑话的人，更不是舍得把妹妹丢在饭店里一个人吃着机器做出的年夜饺子的哥哥。但我不想去找，我不愿意看到当舅舅和母亲知道妹妹真实的那一面，在以后后悔曾到处找她的表情。
不如干脆就放弃，这样妹妹心里还会舒服一些，尽管她迟早会恨那些抛弃她不管的人，包括我。
晕头胀脑挨到天亮，我打回电话后，母亲果然还是嘱咐我出去打听一下妹妹在哪落脚。
我是个挺虚伪的人，虽然我从没看不起那些赚着不干净钱的人，但我实在不愿让鸡头那些小子看到我有个做小姐的妹妹。大概大部分人都与我一样，理解和同情，这种玩意只会给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如果涉及到自己，那都会变成操蛋的鄙视与愤怒。
耳朵快被磨穿，我勉强应付下来，随后打电话给舅舅，问出了妹妹的号码。拨了几回，电话已经关机。我给她留了条短信，“没地方住上我这来，我不告诉你爸你妈。”
没想到我刚抹了把脸，准备给自己弄副干净的模样去见汪洋时，妹妹回了条短信。很干脆，让我先替她交点电话费，然后去开发区一家宾馆替她结账。
我握着电话，半晌对自己的手骂了声“操，真贱。”
三百五一晚的单人房，妹妹住了一个多星期。拿着从温暖那要到的，以为自己从来没机会用的打折卡，我真挺后悔应该早点把这个瘟神揪出来。
还不错，她还记得我喜欢抽长箭，出门买了两条，用接近十分之一的价格报答了我。
挎着我的胳膊，妹妹说心情不好，死活让我陪她去玩玩。给汪洋打电话一直没人接，惦记着怎么把不抽水钱的场子的荒唐事放风出去，我拦了辆车带妹妹去旅游区转了一圈。
挺无聊，站在国境线面朝祖国大地照了张相，结果邻国机警的边防战士冲出来四五号，直接没收了我们刚租来的相机。
找翻译问了半天，答案反倒让我觉得人活着高兴生气都掺合在一起，滋味像凉豆浆里泡着糖疙瘩——边防战士说我们刺探他们的军情，按条例要没收照相器材。
我当时挺冷静，面对几个挎着枪的人，我竟然牛逼烘烘的讲起价，最后花了五十块赎回了相机。
至于照片，当然还在里面，鬼才信对着一片破烂不堪的树林能照出什么军情。
妹妹觉得不值，圈拢我把这点冤枉钱找回来。想来想去，我和她盯上了旅游区头号大买卖——那些号称长城遗迹的城墙砖头。
如果当年修建长城的哥们发现几百或几千年后，那些砖头还跟新出炉的一样新的时候，我相信他也会觉得人为了赚钱，什么话都敢吹。
我从墙角的砖头堆里挑了两块，毕竟首都的砖头我一辈子也买不起，能偷块赝品，至少也有个纪念。和妹妹两个人抱着砖头在城墙上溜达的时候，我他妈的又办了傻事——对着墙下卖水果的小贩挥了几次手，结果被管理员发现赃物，迅速追了上来。
大概有三四百米，他们冲过来的速度绝对比边防战士的子弹要快。妹妹拉着我跑，想从还没盖起的城边跳下去跑路，可惜我恐高，只能认命。
张口一人五百，周围围过来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次是我妹妹出面，同样讲到五十块，两块砖我们可以抱回家。
不过我们没这么做，坐在城墙上，我俩狠狠的把砖头相互凿碎。有些人在后面嘀咕，也许在说我和妹妹是疯子。
我不在乎，妹妹更不在乎，只是对着我没完没了的笑。
真挺好，每天这样活着的话。换一个人，他或许会觉得气愤，但我觉得是有趣。别挑剔自己遇见了什么，就像抽烟，第一次抽的人和第一千次、一万次抽烟的人都是一个操行，都会被烟呛到或熏酸了眼睛。后者不在乎，他们只享受烟带来的麻醉，所以他们永远都是纯粹的麻醉，永远都是纯粹的半死不活的快乐。
离开旅游区后，沿路遇见一排石刻厂。对于我这种从小在城市长大的人来说，那些流着汗、迸着血的事情比起风景更让我惊奇。
我突然想下车看一看，看看一双手是怎样把一块石头融化。把妹妹一个人丢在车里，我浪费着出租车的计点钱，随便找了一家厂子走了进去。
原本我只是想张望，但看到一个藏族老人正给石狮子抛光的时候，我却忍不住仔细看了起来。
老人以为我是客人，主动的打了招呼。当我说出自己只是无聊转转时，老人还是热情的把我领到他正打磨的狮子前。
随便聊了几句，老人很奇怪我是怎么看出他是藏族人的。
“刀。”我指着他挂在腰边的藏刀说。虽然自己母亲一家曾在蒙古前前后后住了十年，自己也算半个藏族人，但我判断一个人的身份却靠自己曾拿过的替酒店老板捅人的刀子，这多少让我有些尴尬。
“老爷子跑这么远，到这还干这种体力活，还不如在家享享福。”我转口说。
“这些东西在我老家那里用不上，人死一块碑，这就够了。”老人叹气说，“年轻的时候跟师傅学过，学完就放不下了。跑过几个地方，在哪能继续干下去，我就在哪享福。”
我拿过老人手里的砂纸，没介意他的表情，主动替狮子擦了擦脑门。石刻厂的灰尘味很厚，风扫过之后，我不由抱怨的打了几声喷嚏，狠狠骂了声“操”。
老人却笑了起来，“我们藏族人有句老话，老鹰飞的比鸟高，是因为老鹰的食物就是鸟。我每天闻着这里的石头味，从来不觉得的该‘操’什么。”
我脸红的垂下头，打了个哈哈盖住自己的尴尬，“我要是想过的比别人好，那我就得每天吃两个人？”我取笑问。
老人被我无理的话怔住，似乎有些生气，半晌又蹲在石头前继续忙着自己的活，不再搭理我。
与成千上万干着自己工作的人一样，老人并没有出奇的地方，但偏偏我的脑子里踢不掉他的模样。像给自己的孩子擦脸，老人偶尔动手打磨，偶尔从各种角度盯着狮子琢磨，那种神情很专注，甚至让我有种立即砸烂狮子的冲动。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可以在这种很多人都厌烦的东西里找到自己的“福气”，而我又为什么始终找不到自己每天的日子里哪些值得我去刻意留心。
就这样，我想到了我的父亲。
在十几年前，我就像所有自以为懂得如何做所有事情的孩子一样，大张旗鼓的告诉家里的每一个人我当时的理想——准备不再念书，去踢足球。我缠着老妈，逼她拿钱把我送去北京的各种足球学校。其实，当时我根本没踢过几次球，只是觉得有几万人看自己努力跑着的感觉会不错。
很可笑，十年前我觉得自己可以判断所有，十年后却发现那都是错的。现在我仍然觉得自己可以解决一切，也许，再过十年，我依然会嘲笑现在的我多么幼稚无聊。
但人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是这样。
学费几万块，我一直以为这是父母不肯答应我的原因。在那年的生日，老爸送给了我一件礼物，也是我长这么大他送给我的唯一一件。
这不算奇怪，大概这一点是我唯一一个从他那学到的好习惯——我从不会给不重视自己的人送礼物。
“这个礼物是我生日时谁送给我的”，“这是谁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两句也许相同，但绝不相同的话。让别人因为礼物记得自己和让别人因为自己记得礼物，这是种不应该做和应该做的区分。
父亲送给我的是笔记本，扉页上用软笔写了一段话。我已经记不太清，甚至当时我根本没有仔细看完便把它丢进了书柜。搬家时丢掉了，卖废纸的时候卖掉了，或者被鸡头、东子那些小子拿到厕所用掉了，反正我再也没有找到那个本子。
但现在，看着老人的背影，我忽然想到了父亲写给我的那段话的开头——沉思的人活着有目标，幻想的人却没有。
我真的很崇拜那些创造出这些字眼的家伙，简简单单的把我的生活打进另一头。或许我不该继续想着如何活的比别人好，或许我不该再对汪洋和和平区有什么念头。
只是或许，妹妹不耐烦的摇开车窗冲我吆喝的时候，一切就恢复了正常，只是，很久之后我都一直还记得那个藏族老人对车满天的石头屑露出的幸福的笑。那是我从来没有过的，那也是我从来都想拥有的。
把妹妹送回家后，妹妹翻出另一只手机一直发着短信。既然连号码都没告诉我，我也没必要打听她笑或哭是为了谁。
来回又拨了几次汪洋的电话，终于有人接后，我背着妹妹说起自己对和平区有点想法，汪洋让我去影都等着。
这应该是他很在乎的事，我到地方时他反而等在那里。
我把想法说了一遍，幸亏鸡头没在，不然他真会发疯。
“我找电视台还是找报社？”汪洋问。
我只在电视里看过各种场子的广告，无非是场子最近请来了哪哪的表演团，虽然每个人都知道那些地方靠什么赚钱，至少他们不会在电视报纸上鼓吹自己大肆招揽小姐。
“这玩意不好吧？”我委婉说：“最多加句招收服务员，没见过谁上那去招公关的。”
“钱到位了，什么不能登？”汪洋反问。
“真不好。”我解释说：“就算咱人请够了，咱往外掏的钱也少不了。”
不管身份如何，哪怕一个小小的放卫生许可牌子的小官，也敢在任何场子里叫嚣。汪洋想了想，不情愿的皱起了眉。
“你说上哪打？找几个人发发开业传单？”汪洋问。
我登时怕了起来。周虎这个人我没见过，但尝过和听过的事却不少。既然他可以不给汪洋面子死守着步行街，如果传单发了过去，没准我第二天就得去医院大修。
“我昨天问了，这事要是咱去漂小姐，漂这么多，虽然没事，别人心里也留着疙瘩。”我不敢激汪洋的脾气，窝火的说：“我想了想，上电视报纸，那太显眼了。”
“你别废话。”汪洋打断我的话头说，“来点直的。”
“咱上车队问问？”我打了个颤，急忙说：“我前两年跑过车，就咱市里这几条公车线，打个广告挂半年，比电视登三月十五秒的广告还便宜，而且看的人绝对比电视的多。不显眼，谁又都能记住。”
汪洋拧眉想了一会，“明天你电话开着，就在影都等我。”
我兴奋的连连点头，汪洋忽然问：“这广告词咋说？”
我登时怔住了，半晌和汪洋一起笑了出来。
确实，没人知道到底怎么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把不抽小姐水钱的承诺直接又隐蔽的说来，这真像我的生活，真他妈让人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