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说驻训效果不错，领导在和领导不在一个样嘛！贺东航心里直犯嘀咕：这小子，又有什么情况？他还没说什么，就听高见青阴阴地说：
“罗总，该开会了。”
贺东航又见到高见青是在机场。
卓芳带贺兵从澳大利亚归来，贺东航的刀口还没拆线，换了便衣直接从医院来接儿子，杨红陪他。他闭上眼想象着贺兵的眼睛，一对既像爷爷又像父亲的黑玛瑙似的眼睛，如今会变成什么样子？红肿？流泪？或者像罩了一层纱？他问杨红。杨红说不会的，这种病只是患者自己感到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不清，旁人看不出什么异样。又宽慰他不要急，孩子还小，科学又这样发达，连基因都用在医学上了，治好眼睛没有问题。
杨红第一次陪大首长出来，有些拘谨。她说，看你们在主席台上，就跟到庙里看菩萨似的，感到神秘得不行，真面对面说说话，其实你们挺平易的。
贺东航知道，杨红今天看他，如同他当年看师长、军长，好像雾里看神，缥缥缈缈想知而未可知。他想起他当战士的时候，看排长都神秘得不行。排长常常夹着蓝皮本子到连部开会，回来立刻把本子锁进全排惟一的抽屉里。贺东航猜想那本子里大约记着全军的高级秘密。等他当了排长，也像老排长那样夹着本子去开会了，才知道本里的内容主要是打扫卫生……什么东西如果被看透了，一碗清水见了底，它就失去了本来的吸引力，对人对事大约都是这样。
高见青手捧一束鲜花朝舷梯走来。见了贺东航似乎点了点头，贺东航没正眼看他。但贺东航看见了那束玫瑰，那花朵红得发，红得发狠，每片花瓣都炫耀着占领者的傲慢，书写着丢失阵地者的耻辱。
卓芳的归来，一下使贺东航的生活回到“过去时”。昨天苏娅就给他安排了接飞机的事，派两个秘书与他同来，他谢绝了，她又提出让杨红来。还问他要不要安排招待所，贺东航说不用。“卓芳住哪？”“来了再说。”
贺东航既急切地想见到儿子，又不愿见到卓芳。卓芳还是先于儿子走出舷舱。贺东航看出卓芳在寻找，而且两个男人她都找到了。她挂着礼节式的微笑，笼统地朝机下摆摆手。高见青挥着那束花，而贺东航却快步上前，迎接欢呼着跑下舷梯的儿子，他的第一反应是：儿子仍拥有光明！借着儿子的冲力，贺东航把13岁的贺兵抱离了地面，一来要亲亲他，二来要近距离察看他的眼睛：行，还是那对黑玛瑙。贺东航悬着的心稍稍回落，把儿子细嫩的脸蛋贴在自己腮上，眼里竟有些潮红。贺兵在他怀里嚷嚷：
“爸爸你的头怎么啦？”
“制止械斗受点伤，好了。”
“什么械斗？”
“老百姓拿棍子打架。”
“爷爷奶奶为什么不来接我？”
“你还不够格，他们在家等你。”
“我是从外国回来呀！”
“那也是中国种。”
贺东航看见高见青把那束玫瑰捧给卓芳，又见他们在说什么，可能问到了他的头。卓芳看上去有些疲惫，人也比在国内瘦了些，昔日的披肩发挽成髻盘在脑后。上身是件宽松针织短衫，配上白色休闲长裤，人还显得利索。她对贺东航说的第一句话是：“要去取行李，兵兵的。”
贺东航的车和高见青的车一溜停着。杨红和司机取了三只箱子来，都往贺东航的车上装。卓芳取下一只墨绿色帆布箱递给高见青说：“这是霍夫曼的风景画，作品十七号到二十三号，你要的。”高见青谢了。杨红搞不清客人该怎样乘车。贺兵已经爬上丰田越野的前座，跟司机亲热着，问为什么还不换好车？
贺东航问卓芳：“上哪？”
“回家。”
“哪个家？”
“兵兵去看爷爷奶奶。”
贺兵从车窗探头嚷嚷：“我到什么地方倒时差呀？”
卓芳上车同贺东航并排坐下。车刚启动，苏娅就打来了手机，问贺东航人接到了吗？贺东航大声应道：“苏主任啊，一切顺利，正往家去呢。”
卓芳小声说：“兵兵，别影响叔叔开车。”就把脸别向窗外。
苏娅问：“甘冲英的事听说了吗？”
“他怎么了？”
“真没听说？”
“到底怎么了？”
“你听了可别激动，甘冲英要当副总了。喂喂，听见了吗……”
贺东航挂了机，把头靠在靠背上，朝司机喝道：“没有急事，开这么快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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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卫军》第二十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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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芳和她的前夫并排坐在汽车里。
身在异国他乡的时候，卓芳忆起国内生活特别是出国前的几个日夜，给她的感觉是恍若隔世。而回到了这个生她养她的地方，特别是坐在过去的一家三口同坐过的这辆丰田越野车上，又感觉自己像根本没离开过一样。可能是离去的时光短，满打满算还不到半年，无法淡化她的记忆。她看着车外一株株迟疑着朝她致意又急匆匆退去的叶紫李，心里就涌起一股乡情。这些多姿多彩的树木当然认出了她，她曾在不同的季节里为它们画像，即使在冬季，当它们只剩下一树干枝的时候，她仍然给它们衬上暮云白雪，镶进淡雅的意大利格调的画框……大概，它们也猜出了她此刻的难堪，因为它们也在窥视与她同车的前夫，那个多少次往返于机场高速执勤查勤而被它们所熟识的男人。他一直在卓芳的域光里。
卓芳猜测，这个男人既高傲又脆弱的心里正在倒海翻江。他拉着卓芳往家走，无异于拉着一截不堪回首的耻辱，像中国人民拉着“九一八”，美国人民拉着珍珠港。但为了儿子，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儿子至今不知父母的婚姻关系半年前就解除了。知道了又怎么样呢？贺东航依然是他爸爸，卓芳永远是他妈。
卓芳要通了姐姐卓芬的电话。她现在更加依靠比她大六岁的姐姐。当以行医为生的父母相继早逝之后，姐姐为了继续卓芳的学业，嫁给了一个她并不十分喜欢的印刷工人。现在审读姐姐的婚姻，她并没有选错他。改革开放之初他就辞职单干，直至把他的印刷公司发展到悉尼去了。当卓芳对贺东航的迷恋几近痴醉的时候，姐姐对她的选择却没有表现出一个普通市民应表现出的艳羡。卓芳作为姑娘的最后一个夜晚，姐姐拾掇着已经检查多遍的婚纱，忧悒地看着她，说她是条淡水小鱼，一下子跳到海里，只怕是吃不消呢……
她给姐姐说他们已经平安到达，说了家乡的天气。远在悉尼的姐姐问：“他去接你了吗？”
“嗯。”
“他呢？”
“嗯。”
两个“他”不知姐姐是如何排序的。卓芳的理解，第一个“他”是贺东航，第二个“他”是高见青。反过来也一样吧。
贺兵回身抓过手机：“姨妈，这里的天真是一点都不蓝，灰蒙蒙的，绿化也不如咱那边好，环保真的不行……我当然是中国人啦！姨妈，莱卡在吗？我跟它说话……莱卡！我是兵兵叔叔，用过午餐了吗？你可不能吃得太多，要听姨奶奶的话，我很快就回去……”
贺东航知道莱卡是只白色的额头上有黑斑的澳洲牧羊犬，贺兵在电话里没少描绘它。十三四的小破孩儿，到趟南洋就“文明”了，莱卡享受人辈分，狗吃食叫用餐。
得知卓芳母子回来，母亲的第一反应是：卓芳回来住哪？贺东航说人家肯定在外面找房子。母亲说那不一定，按说是不该住家里，可是你们也没给兵兵说清楚，兵兵让你们宠惯了，他一闹，不让他妈走，你们还不都住家里？
父亲摆摆手：“那样不好。已经离婚了嘛，再搞到一起就叫乱来，旁人怎么看？你们还是要跟兵兵讲清楚，十三四岁的男人了，该懂点道理，我参加红军那年比他现在还小一点呢。”
那天同父亲关于“离婚”的争执就算过去了。一进家，贺东航就把刚从超市买的几斤腊肉送到父亲眼前展示，指着商标说腊肉是四川的，用他的方式表示了歉意。父亲瞟瞟那肉，只说这些肉都是冒牌货，正宗的四川腊肉是在灶屋里吊着，下面点燃稻糠用烟熏出来的，当然我也是在财主家看到的。他指指贺东航缠着绷带的头：“你这块腊肉倒是四川的。你妈妈说伤不重，要注意不要留下后遗症。”用他的方式接受了道歉。
卓芳从后视镜里注视着高见青的黑色尼桑，尼桑紧随着丰田，在其左侧后的位置保持着距离。她知道，贺东航也在注意那辆车，他怕这车一直跟到他家去。
在机场，高见青再次要卓芳住他家，要不就住宾馆，他开房间。这本是他在电话里几次讲过的意见，但卓芳无法同意，她顾忌兵兵。儿子已经初晓男女之事。在他不知情的时候，这样做对他无疑是伤害。爸爸和爷爷是他心目中的英雄，是绝对不容玷污的，而他也本能地认为，他已继承了这两个男人的全部荣誉。
学英语，他首先熟记“陆军少将”和“武警大校”的英语叫法。前者不费事，卓芳帮他查到了，majorgeneral，但“武警大校”遇到了麻烦。先是“武警”二字查不到。卓芳翻着英汉词典：是不是“国民卫队”，nationalguard？贺兵说肯定不是，那成了游击队了。卓芳再查：要么是“宪兵”，militarypolice？贺兵很不高兴：妈妈你开什么玩笑，怎么能这样叫武警？电视连续剧告诉他，国民党才有宪兵，基本就是特务。卓芳无可奈何地把“武装”armed与“警察”police连在一起：armedpolice，母子勉强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