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格博士一边观看屏幕一边痛心疾首地解说。
“这和眼前的中美战争有什么关系？”小巴顿不解地问。
“这有很大的关系。”辛格博士点了一下遥控器，屏幕上的画面消失了。“在上个世纪后半页世界人口增长翻了一番，从1950年的25亿升到1988年59亿，这个史无先例的人口巨浪及其不断上升的消费，正把人类的索取推向超出地球的自然极限。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77-112亿，我们采用联合国94亿人口的中间预测值，依据这种‘最可能’结果让我们看看人口增长对未来生态系统和各国政府带来的压力。据科学家们的估算，今日地球能养活的合理人口大约为80亿人左右。
美国人口资料局公布的统计报告指出：全世界人口在以每分钟净增167人的速度持续激增。到2025年，全球人口将突破80亿大关。马尔萨斯在18世纪首先提出，人口的增长可能超过食物的增长。当然，在他的时代，这种情形并没有发生，此后两个世纪也如此。即使在世界人口增长率达到巅峰的20世纪60及70年代，科学家仍成功地使得粮食产量跟得上需求。这要感谢‘绿色革命’，它最终把高产作物、化肥和机械化农业推广到了一切可以使用它们的地方。有时也会出现饥荒，但这是由于财富分配不均所致。
在20世纪90年代，人口增长速度明显放慢了。1994年人口统计学家预计，到2050年人口可能稳定在90亿。许多人以为从此不必再担心人口问题，但这个预计算只考虑了问题的一半。地球的确能养活90亿人——但只能坚持很短的一段时间，因为环境的代价太高了，无法持续下去。简单地说，土壤和水用完了。
由于使用有害的农业技术向土地索取更多收成，我们毁坏了土壤。化肥可能取代植物向土地提供矿物质，却不能重建那优良的微观结构。过度耕作，再加上重型农业机械压实了土壤，使其更易流失。它们被刮走，被冲走。在20世纪末，这一过程已经在进行中。2001年，美国研究环境的机构世界资源研究所报告说，土壤和水源的退化，已经使全世界16%的农用地产量下降。我们知道危险存在，但在许多地区，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减缓土地退化。这部分是因为，在世纪之交大多数农业研究被私有化之后，人们对土壤结构的研究几乎降到了零——而且确实很难既放弃原有的技术又同时保持产量。没有哪个政府能够在政治上鼓起这勇气。
在世界许多地区，仍存在着提高产量的空间，乐观主义者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手段来弥补，例如更好的作物品种和农业技术。但往往是在解决手段准备好的时候，问题已经发生了变化。我想，打败我们的，主要是问题的复杂程度及变化的速度，球门总在换地方。
贸易全球化减轻了初期的地区性食品短缺，因为粮食产量的短缺可以通过进口来弥补。然而我们忽视了一点，就是全球贸易也使昆虫、植物和微生物流动得更频繁。由于没有天敌来控制它们这些外来的访客成了害虫。更糟地，如同以往，这些害虫迅速对农民用来消灭它们的化学药品产生了抗药性。为了寻找新的农药，大公司们很是过了一段烦难的日子
面对这一切，许多农民加入了一场世界性的出走风潮，把土地卖给不断扩张的城市。他们使这些卫星城市里的失业人口不断增加，这一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等大城市已经开始显现。饥饿的无业游民几乎在所有地方都造成政治不稳，这反过来又促使大量的人背井离乡讨生活或逃离暴力。为了昂贵的食物、清洁水源和卫生保健而挣扎，加剧了贫富矛盾——特别是当电视和互联网不断地告诉穷人，他们所未能拥有的是些什么。
城市的规模也给它自身造成了问题。运进大批的食物、运出大量的垃圾变得越来越困难。无论哪一过程不顺畅——即使并不严重，也会使人们死于暴力、逃亡或简单地饿死。最糟糕的，当这些巨型城市雨后的蘑菇般涌现时，城市规模过大，超过其污染水处理饮用水系统的能力，导致卫生水平下降，使各种流行性疾病纷纷登场。2003年中国首先爆发了大规模的萨斯传染病，并迅速波及全世界。新疾病也在巨大而拥挤的牲畜饲养棚里产生，2004年越南爆发了禽流感，牲畜的全球流动更助长了这种过程，致使其在南亚地区失控大规模传播开来。如果进行安全预警，有可能防止这些传染的产生。但由于食物和水的需求增加、成本都上升，饱受压力的农民负担不起这开销。比如疯牛病产生时，欧洲的经济能力使之能屠杀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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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头牛，仅仅因为它们的脑部可能会被感染，这在亚洲那些贫困地区的人们听起来简直是疯了。饥荒，战争和瘟疫一直占据着人类的历史，但在地球的土壤、水源、气候和谷物的天然支持系统突然崩溃瓦解的时候，它们将显得格外狂暴，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会使我们来不及应对。
这就像法国的一个童话故事：
荷塘里，有一片荷叶，它每天会增长一倍，假如第28天，荷塘里的荷叶占满一半池塘水面，问：还需要多少天荷叶才能覆盖整个池塘水面？
答案：只有一天！
就像荷叶长满荷塘的整个过程一样，危机每天以递增的速度变化，可是前面花了漫长的28天才覆盖了一半水面，我们就乐观地错以为剩下的另一半空间还可以让我们有时间来慢慢解决危机，其实这个世界离总体崩溃只剩下一天的时间了，也许明天我们的命运就会像那些被荷叶覆盖的池塘生物一样，因窒息而死。”
辛格博士调节了一下激动的心情，语气放缓说道：“我们能否避免这些悲剧？我想是可以的，如果我们行动得够早。我们或许能开发某种技术来养活90亿人，使他们免遭疾病之苦，并生活在和平里。但我们从来没能在国际社会、政治和经济上足够有组织地维持得足够久，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和地方来实施解决方案。有时我怀疑，就算是工业和政治力量在这个千年之初都全球化了，又会有什么不同。我知道设立全球政府的想法很异端，但在关于合并的担忧之外，存在如此多的、靠国家或地区政府的力量不能解决的危机。如果成立一个全球政权，或许能够监控并可能阻止袭击人类、动物和农作物的疾病传播；可能及早地对可预见的危险进行研究。在我撰写的《巨变》中，我谈道：人类是有理性的生物，只要把全球哲学、政治、科技、文艺、媒体各界的有影响的领袖人物动员和组织起来，造成一场‘意识革命’，改变现在人类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和生活方式，就能避免两条曲线的交汇和爆发全球性生态灾变，并创造一种可持续进化的文明。然而遗憾的是，就是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全球首脑参加的地球峰会上，世界第一排污大国美国首先拒签了《京都议定书》。而且至今世界各国家仍坚持把军备竞赛放在第一位，每年全球近1／3的资金被投入到与军工有关的项目，反而对迫在眉睫的地球生态圈崩溃的危险却无人关心。”
无奈地摇了摇头，辛格博士略有些伤感地说：“由此看来，人性的善良已经无法拯救我们这个面临毁灭的世界。既然‘善’的方法行不通，我们只有用‘恶’的手段来拯救地球。”
“您是指战争吗？”小巴顿听得有些瞠目结舌。
“是的，这是唯一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消除人口增长危机的手段，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论里提到过这种办法，虽然这被世人视为有违道德伦理，但除此之外我们现在还找不到其它更有效的手段。”
“那为什么选择中国作为战争对象？”
“选择中国作为战争对象是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的：
首先，如果要想通过战争来实现削减人口的目的，必须选择一个强劲的军事强国作为战争目标，挑起一场世界范围的大战，否则小打小闹与事无补。环顾世界各军事强国除了俄罗斯，美国的对手就只能是中国了。
其次，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这几十年来它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使得它对世界有限的资源需求量越来越大。2003年中国贡献了世界经济总量不到4％，对钢筋、水泥等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这样惊人的物资消耗不仅中国承受不起，整个世界也承受不起。
最后一点，中美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作为全球仅剩的红色帝国，中美之间早晚要发生战略冲突，如果可能的话，我认为这场冲突来得早要比来得晚对美国更有利。中国现在唯一让人担心的就是它的核武库，如果战争再拖后十几年爆发，那中国的战略核打击力量将不是美国所能承受的，也不是这个脆弱的地球所能承受的。因此，在目前我们能够控制局势的情况下，战争爆发得越早对我们的战后重建越有利。”
“如果中国孤注一掷，对美国本土大规模使用核武器，那战争还要继续下去吗？”小巴顿追问道。
辛格博士皱了皱眉，说道：“那是我们预计的最坏一种结果，如果真的出现这种可能性，美俄将联手实施‘大地重生’计划，使用不会产生永久性的核污染第四代聚变核弹消除世界上80％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