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人民之间的深刻‘不信任’被成功和大规模的繁殖出来，而官僚系统的合法性危机也因此得到了有效缓解。没有什么比离间自己的人民更能够巩固一个弱势官僚体系的地位了。当所有人都无法互相信任的时候，他们就只能将信任被迫交还给官僚体系。一场对信任和美德的阴谋绑架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策略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它也同样以惊人的程度破坏了中国的社会资本。1990年代对中国社会信任文化的蓄意消解，在经济上产生了两个主要后果。其一是，由于人们之间横向的传统信任纽带遭到肢解，导致民间企业本身很难超越地域提供信任资源。如此，除非借助于地方政府提供的隐含信任担保，民间企业本身的市场就只能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观察家们对中国经济一直有一种深刻的迷惑，那就是：中国如此巨大的本土市场为什么在长达27年的时间中，没有成长出一家世界级企业？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民间企业本身无法向社会输入信任资源并由此扩大交易规模，也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原因。
在上面这个后果出现的同时，另外一个后果也出现了。由于好不容易在1980年逐渐积累起来的社会横向信任的瓦解，低水平的信任被迫重新向官僚系统纵向聚集。但显而易见的是，这更像是一种依赖的信任。对于合法性逐渐流失的中国官僚系统来说，这种聚集无疑是一种合意的发展。因为它不仅为官僚体系提供了合法性，也为官僚系统最大限度的寻租提供了可能。很容易观察到，中国在1990年代后期后期的绝大部分市场化运动，实际上都是政府信用在后面推动的。无论是全国性的证券市场，还是地方性房地产市场，抑或是对更加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教育和医疗的市场化，都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经常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协同)的信用在背后支持的。中国在1990年代之后形成的这种独特的信任结构，一方面造成了市场范围在政府推动下不断扩大(它甚至毫不犹豫的延伸到了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但在另一方面却造成了市场交易的不断内卷化——交易成本不断提高，交易效率急剧递减。早就有研究者洞悉，信任一直是作为一种潜在但却相当关键的交易成本隐藏在交易活动中的。不信任(信任的反面)作为提高交易成本的关键因素，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天敌。所谓市场的内卷化，实际上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当由于信任匮乏而导致交易成本不断提高，人们从交易行为获得的交易剩余(合作剩余)不断减少甚至为负的情形。从个体经验的角度讲，在这个时候，人们可能仍然被迫进行交易，(当人们无法不选择交易形式的时候，交易并不总是意味着自愿)但对市场交易普遍的失望乃至愤怒却在加速增长。换言之，人们将开始逃避市场。在这里，信任的崩溃可能是市场内卷的一个有用的先行指标。危险的是，我们已经在中国的房地产、教育、医疗、股票、足球几乎任何领域察觉到由于信任崩溃而导致的市场萎缩现象。这是一种典型的不祥之兆。它提示我们，在市场化范围不断扩大，gdp不断增长的表象之下(在我看来，中国近年来的gdp增长，完全是在某些领域强制市场化和货币化的结果)，市场的内部却在加速溃烂。人们纷纷走避市场，投向公务员怀抱现象所彰显的，正是他们对市场的恐惧。然而，中国社会的这种情绪发展，丝毫也不值得管制者欣喜，因为不信任随时都可能转移到对整个系统和制度的深刻怀疑，这当然包括官僚体系本身。所有变革时期的历史经验都表明，不信任文化一旦形成恶性循环，所有的管制都不能幸免于失效，而市场的退化和失效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货币是好的，但天天都通货膨胀的货币不值得信任，同理，市场是好的，但不能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市场是不值得信任的。”
方健博士最后总结道：“当战争突然降临，我们一觉醒来，发现整个国家分崩离析，昔日貌似强大的帝国变得不堪一击，我们不应该感到惊奇，因为这个国家的政权早已因为失信于人民丧失了整合各种资源一致对外的能力。鸦片战争时期，国势如此；八年抗战时期，国势如此；今天，我们也临同样的局面。”
第二十一章玉碎？瓦全？(下)
“方博士，情况没你说的那么糟糕吧，政府在市场化方面尽管做得有些不尽人意，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让多数人受益了，也大大提高了国家的竞争力，否则你怎么解释前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一个红光满面，形体富态的老者反驳道。
方健博士听了心中苦笑，目前国家已经破败如此不堪，这些人却仍旧沉浸在昔日的辉煌中，他犹豫了一下，最后决定还是直言不讳：“以一种常规的眼光观察，中国无疑是全球化中最有力的竞争者。的确，中国有世界第一的fdi，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不惟如此，中国还有世界上最优惠的投资环境，有世界上最充足的人力资源和最富潜力的内部市场。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让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抖。前些年关于‘中国世纪’的夸张故事甚嚣尘上。在这个故事中，中国被描绘成为一个即将崛起，力大无比的潜在巨人。对一个积弱至久的国家而言，这个夸张的预言确实非常及时地满足了我们的民族主义冲动。然而，故事真的是这样吗？”
“超低的劳动力价格，几乎被一致公认为是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利器，也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只相当于它们的4%左右。对此，许多人相当庆幸，以为中国终于找到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现在人们已经清楚：这个‘奇禀异赋’并不是有些人告诉我们的那种所谓自然禀赋，它既不“天然”，也不正常。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1950年到19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更让人费解的是，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然10年没有上涨。中国劳动力价格(尤其是底层劳动力价格)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这个令人狐疑的巨大差额，一部分是由于国内分配的极端不均，也就是说，它们被转移到了其他人手上；而另外一部分，则是由于某种制度性的人为压抑所致。可以更明确的指出，这个所谓制度性原因，实际上就是中国底层劳动者普遍缺乏集体谈判权利的现状。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即所谓打到底线的竞争。显然，在竞次的游戏中，人们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或许，正是这种野蛮状态所召唤出来的力量，我们才会使那些老牌资本主义不寒而栗。
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一个国家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难以与文明的量做长久的赛跑。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虽然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1/25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这就是说，我们仅仅压低了人力工资，但并没有换来什么了不起的竞争力。
应当坦率地承认，有人已经在中国的公众意识中非常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这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事实上，人为压低的工资、内部分配的严重不均衡，正是造成中国经济内需低迷、严重依赖出口的罪魁祸首。如果你不知道分配不均在多大程度上压缩了中国的内需，可以想像一下中国内部对奢侈品的巨大胃口。据说，大多数知名奢侈品品牌在中国的销量已经达到全球的12%。如果将这些消费能力更加平均的分配，那么，中国对自己完全可以替代外资的本土产品的需求将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