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军也是在空袭38天后才开动地面战的。但根据阿富汗战争的经验，拉姆斯菲尔德在对伊作战计划制定初期，便努力促使缩短空袭之后打地面战的时间。最初，弗兰克斯提出空袭14天，拉姆斯菲尔德争取再缩短；到2003年1月，作战计划中的空袭时间已缩到4天。但实际战况却是，空袭与地面战间的间隔仅为一天。2003年3月20日，也就是在美军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拉克的第二天，美国海军陆战队军车穿过科威特北部沙漠地区，向伊拉克边界推进。开始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22日，美英地面部队已进入伊拉克上百公里纵深地带，猛攻伊拉克军事重镇巴士拉……这甚至比美国自己的原计划提前了整整24小时。而实际的战争进程是：
a，19日下午1点，美特种部队潜入伊拉克境内开展48小时秘密军事行动；（按原计划进行）；
b，19日晚9：30,美军实施“斩首行动”（新增计划）；
c，20日晚10点，地面战开始（比原计划提前24小时）；
d，21日下午1点，开始大规模空袭，即“震慑行动”开始（按原计划进行）。
对于地面战为何过早打响的问题？军事专家胡文龙谈了他的见解。他认为，只采取空袭的办法，难以达到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略目的，一是打不着。美军虽然有绝对的空中优势，有精确制导导弹、炸弹，但伊拉克军队有海湾战争的经验，用分散隐藏的办法对付美军，使美军空袭打不着；二是打不真。据悉，伊拉克军队战前曾经制作了大量的假坦克、假火炮、假导弹发射架，使美军空袭很难打到真兵器，美军在科索沃已经吃过这个亏了；三是打不狠。美军在明处，伊军在暗处，美军集中，伊军分散，美军的空袭很难消灭伊拉克军队的大兵团；四是打不好。伊拉克军队寓兵于民，军人与老百姓融为一体，美军加大空袭很可能造成大量平民的伤亡；打不好，国际舆论谴责也受不了；五是打不起。美国尽管是世界强国、世界富国，但持续使用大量的精确制导武器，也不堪重负。
对于这个纯技术问题，“论坛枪手培训班”中学员们的意见倒是非常一致。[思维教练]事后总结了一下大家的看法是：美军这次从已开始就已经掌握了战场的制空权、地面部队的优势权和信息战的主动权。伊拉克的空军经过海湾战争军力已经明显下降，武器装备维护困难，地面部队的防空、火力和侦察受到明显限制，战前，伊军一些主力部队分散转移。美军此次较早出动一定规模的地面部队，很可能隐藏一定的战略企图——吸引伊拉克地面部队做一定的运动，或派部队对其袭击，有效地消灭伊拉克军队，特别是保卫总统萨达姆的主力部队。对于掌握了制空权，信息战的主动权的美国陆军的数字化部队来讲，发现目标就意味着摧毁。伊军为保存实力，防止美军空袭，部队基本化整为零，形不成大兵团抵抗，对美军地面部队根本形不成致命的威胁。
地面战的展开一下子把全世界人的注意力全都拴到了每天的电视新闻报道上来。如果说1991年海湾战争还给世界带来些震惊的话，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已经让人笑不出来了。两场战争的结果和过程，都像极了一场缺少刺激的、不公正的拳击赛：伊拉克战争军事上的胜负结果一点都不意外，奇怪的是整个战争的过程中竟然没有“战争”。回过头去，人们看到：自始至终，伊军雷达不敢开机，防空导弹不能发射。飞机不能或不敢起飞。战后，澳大利亚特种部队在伊拉克西部的一个地方，一次发现了保存完好的52架苏式战机，有而无用，等于没有。伊军防空体系完全失效，听凭美英狂轰滥炸。传统的空战彻底绝迹。传统的地面战役模式消失。战争成了单方面的摧残、蹂躏和屠杀。于是有了接踵而至的一系列军事上的土崩瓦解。12年前，伊拉克还有坦克师、还有空战、有百万大军和萨达姆防线；但现在却只有步枪和人体炸弹。……
非典恐慌
“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也就是俗称的“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这种21世纪最新的疾病已闹得全世界人心惶惶。2003年2月28日，乌尔巴尼（carlo
urbani）在河内从一个华裔美国商人约翰尼·陈身上发现了一种非常规病毒，随即报告了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称其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这是21世纪首例最为严重的新疾病。是他于2月28日在越南河内确定了首例“非典”病人，可是不幸的是他本人也感染了这种致命的病毒，于3月29日在泰国曼谷病逝。全球严重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研究组织将这种病毒命名为urbani
sars相关病毒，以纪念urbani医生。
4月3日，时任卫生部长的张文康宣布，北京只有12例sars，死亡3例。卫生部表示“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在他看到在新闻发布会现场有一名外国摄影记者戴着口罩时，还风趣地说：“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当时谈笑风生的张文康给在场的记者和电视机前的普通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
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72岁已退休的“普通外科”主任蒋彦永，最近也像所有的普通人一样，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看美国攻打伊拉克的电视直播上。但是这一天，对于他来说注定将是不平静的。“12例”这个数字与他们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差距实在太大。因为仅他知道309一家医院，就收治了60例sars病人，到4月3日已有六人死亡。其实3月初，蒋彦永就听说有一位曾来过301医院就诊的病人，几天后转到302医院，传染了一批医生、护士。消息传回301，这边的医生才知道了有人得了sars，并且这种病的传染能力特强。3月20日左右，301医院的肝胆科、脑外科、呼吸科……开始不断出现被感染病人。3月底，蒋彦永的大学同学、同在301医院工作的一位医学教授因咳血经检查患了肺癌，转到外科准备手术时，突然发高烧，肺部出现多片阴影。几位专家会诊疑为sars，被单独隔离在301医院的icu（重症监护室）。当时，全军sars防治中心设在309医院，这位教授的资料被送到那里会诊。蒋彦永一直不相信同学得了sars，打电话到309询问专家何为“3+1”诊断标准。就在当天他意外得知，包括确认和疑似，309已有40个病人，6人死亡；隔了一天，这组数字为60个病人，7人死亡。这时候，蒋彦永知道302医院也有了40个sars病人。蒋彦永也曾请医院医务部和门诊部的有关人员去向上级反映……但是正常渠道却走不通。
蒋彦永觉得张文康的讲话很不应该，这个事情并不像他讲的那样轻描淡写。这样做，中国可能会多感染很多人，是要死人的。蒋彦永觉得自己必须作些什么。更何况这也绝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情。如果不能迅速控制，受害的不只是北京、中国，也是全世界。“我是一名医生，看到人命关天的事，我就要管。”4日晚，蒋彦永坐在电脑前，写了一封800字左右的信。信中指出北京的实际疫情大大超出当时卫生部所宣布的官方数字，还直斥卫生部长张文康“说假话”。因为对伊拉克战争报道的印象颇深，对媒体接触不多的老医生挑选tv-4和凤凰卫视两家电视台，记下了电子信箱后，将信发了出去。就是这封信改变了中国抗击“非典”的走向。
几天的短暂沉寂后，信函不知怎么辗转到了外国记者手中。4月8日，蒋彦永接到了第一位记者——《华尔街日报》记者的电话采访。同一天稍晚，美国《时代》周刊（time）驻北京记者susan
jakes也联系到蒋彦永，核实他确为邮件署名的“蒋医生”后，对其进行了采访。虽然在采访时间上并未抢到第一点，但《时代》周刊迅速于当晚将采访内容发布在网站上，日后susan
jakes也称自己“很幸运”。4月9日，蒋彦永一下子成为全球媒体追逐的焦点，家里的三部电话被美联社、德新社、法新社等要求采访的媒体打爆。与此同时，《时代》周刊这篇题为《beijing‘s
sarsattack（北京的sars袭击）》的文章也被翻译成中文在网上广为流传。据音译，文章中的dr.jiang
yanyong也有了多种翻译，许多人在互相询问着“301的退休老军医”情况。对蒋彦永所称的数字，卫生部门一直没有正面回应，既未承认也未否认。
4月8日晚，国东强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正在北京的儿子国歌，要他马上回上海。当时上海还比较安全，没有发现sars病例。不知天高地厚的国歌当然一口拒绝了这种“懦夫”的行为，不论国东强怎么劝都没有用。加上国歌反复强调培训班是在西郊一座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环境比较封闭，只有十个人，很少与外界接触，传染的可能性小。国东强才只能作罢。
放下电话，国歌转身就和大家谈起了此事。[思维教练]马上觉得问题还是挺严重的。作为培训班的组织者，毕竟自己要对大家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