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温说：
“芒种，听我说两句：咱们兄弟两个，这几年黑间白日在一块，虽说没有大不对辙儿，也有个不断的小狗龇牙儿。这些小过节，我想你也不会记在心里，这不是你就要走了，没有别的，咱弟兄们得再喝两盅儿。”
老常说：
“不要叫他喝酒了。家有家规，铺有铺规，军有军规，既然干了这个，就好性干，不要跟坏人学，要跟好人学，吃苦在前，享受靠后，出心要正，做事要稳，不眼馋，不话多，不爱惜小便宜，不欺侮老百姓。芒种：你记着我这几句话吧！”
老温笑着说：
“你这都是家常老理儿，军队上不一定用得着。”
芒种说：
“用得着，我都记在心里了。”
他觉得两眼发酸，就滴了几滴眼泪。老常说：“走吧，别耽误着了！”
芒种又拿起笤帚来，给他们扫了扫屋子，扫了扫炕，挑起水梢到井台上打回一担水，老温赶紧拦着说：“快走，这些事儿留着我干吧！”
芒种在长工屋牲口棚里转了几转，在场院里站了一下，望了望紧闭的二门，才和老伙计们珍重告别，走出了田大瞎子的庄院。
这是一九三七年的初冬：四野肃杀。一个十八岁的农民，开始跨到自由的天地里来。留在他身后的，是长年吃不饱穿不暖的血汗生活，是到老来，没有屋子也没有地、像一只衰老的牲口一样，叫人家扔了出来的命运。从这一天起，他成了人民的战士，他要和祖国一块儿经历这一段艰苦的、光荣的时期。
芒种想念着，走到秋儿家里来。篱笆门虚掩着，他轻轻推开，又把它关好。太阳照满了院子，葫芦的枝叶干黄了，一只肥大光亮的葫芦结成了。
架下面，一只雪花毛的红冠子大公鸡翻起发光放彩的翎毛，哽哽的叫着，把远处的一只麻丽肥母鸡招了来，用自己的尖嘴整理润饰着她的羽毛。
有一个红红的脸，在窗上的小玻璃后面一贴，就不见了，芒种知道春儿在家里。他推门进去，到了里间，看见她正低着头，面对着窗台做活哩。
“做什么哩？”芒种问。
“再给你做双鞋！”春儿说着转过头来，“换上二尺半了，真像个大兵了！
我给做的那褂子哩？”
“这不是套在里面，还做鞋干什么，队上什么也发！”芒种说。
“发了吗？”春儿说，“我先做好你穿上，要不，穿着这么新鲜衣裳，下面露着脚趾头，多不好看！”
“怎么看着你不高兴？”芒种坐在炕沿上，靠着隔扇门。对面墙上有四张旧日买的木刻涂色的年画儿，是全本《薛仁贵征东》，他望着别窑那一节。
春儿没有说话，眼圈儿有些红了。芒种说：“你这是怎么了？舍不得你这枪吗？我还给你放下，当了兵，不愁没枪使！”
“放屁！”春儿笑了，“你这就走了，我不知道还能和你见面不？”
“为什么不能见面，我又走的不远，无非在家门子上转游。”芒种说。
春儿说：
“那可不敢定，一步一步你就离我们远了，你没见庆山，他一出去就是十年！”
“我哪里能比他！”芒种说，“我这一辈子能成了他那样，就是死了也不冤。你没见今天大会上哩，人家真有两下子！”“你得跟他学，”春儿说，“还要比他好，别叫姐姐笑话我们！”
“我记着你的话！”芒种说。
“你出去长久了，”春儿低着头说，“别忘了我。做了官儿，也别变心！”
芒种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急的胀红了脸，说：“你净说些没踪没影儿的话！我怎能变心哩！”
“有什么凭据？春儿抬起头来，红着脸，眼里有那样一种光芒，能使铁打的人儿也软下来。芒种说：“什么凭据？我得给你立个字儿吗？”
“不用。”春儿笑了，“那天你在柳子地里拉拉扯扯，要干什么呀？”说完就用手掩着脸哭了。
芒种呆了，想了半天，才明白过来，他过去把春儿的头轻轻抱起来，把嘴放在她的脸上。
“好了！”春儿把他推起来，“就这样。你走吧，我反正是你的人了！”
芒种从春儿家出来，追赶队伍去。这年轻人，本来是任什么牵挂都没有的，现在觉到有一种热烈的东西，鼓荡着他的血液，对一个这样可亲爱的人，负起了一种必要报答的恩情。
这以后，在战争和革命的锻炼里，这孩子渐渐知道什么是精神的世界。
尽管他长年只有脚下一双鞋和一身粗布衣裳，一枝短短的铅笔和一个小小的白纸本，他的思想的光辉却越来越丰盛，越来越坚强。他坚持了连续十几年的、不分昼夜的艰苦战斗。在祖国广漠的幅员上，忍受了风霜雨露、饥饿寒冷和疾病的折磨。在历次的站斗受伤、开荒生产、学习文化里，他督促自己，表现了雇农出身、青年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在他的眼前只有一面旗帜和一个声音，飘展和召唤。祖国的光荣独立，个人的革命功绩，和来自农村的少女的爱情，周转充实着这个青年人的心。
十四
实际上，高翔只是挂了个政委的空名，开过大会的第二天，就回高阳去了。把这个新成立的支队的全部工作，留给高庆山，还要他负起整个县的地方责任来，留下李佩钟，做个助手，主要是叫她管动员会的事。
支队部就设在县城，过去公安局的大院里。从国民党官员警察逃跑了，这个以前十分森严威武的机关，就只剩不了一个大空院。不用说屋子里没有了桌椅陈设，就是墙院门窗也有了不少缺欠；院子里扔着很多烂砖头。头一天，高庆山带着芒种到三个团部巡视了回来，坐没坐处，立没立处，到晚上，动员会的人员才慢腾腾送来两条破被子，把门窗用草堵塞了堵塞。
高庆山心里事情很多很杂乱，倒没感觉什么，芒种这孩子却有点失望。
他想，听了春儿的话，不跟高翔坐汽车上高阳，倒跟他来住冷店，真真有点倒霉，夜里睡在这个破炕上，看来并不比他那长工屋里舒服。这哪里叫改善了生活哩？铺上一条棉被，又潮又有气味，半天睡不着。
这样晚了，高庆山还没有睡觉的意思。他守着小油灯，倒坐在炕沿上，想了一阵，又掏出小本子来记了一阵。看他记完了，芒种探着身子说：“支队长，眼下就立冬了，夜里很冷，这个地方没法祝我们还是回五龙堂家去，大被子热炕睡一宿吧！”
高庆山望着他笑了笑说：
“怎么？头一天出来，就想家了？”
“我不是想家！家里也没什么好想的。”芒种说，“我们为什么受这个罪，今儿个，你横竖都看见了，高疤他们住的什么院子，占的什么屋子？铺的什么，盖的什么？他那里高到天上不过是个团部，难道我们这支队部的铺盖倒不如他！”“不要和他们比。”高庆山说，“革命的头一招儿，就是学习吃苦，眼下还没打仗，像我们长征的时候，哪里去找这么条平整宽敞的大炕哩！”
芒种听不进去，翻了个身，脸冲里睡去了。高庆山把余下的一条被子给他盖在身上，芒种迷糊着眼说：“你不盖？”
“我不冷，”高庆山说，“我总有十年不盖被子睡觉了。还有你这枪，不能这么随便乱扔啊，来，抬抬脑袋，枕着它！明天有了工夫，我教你射击瞄准！”
芒种在睡梦里嘟念：
“这个硬梆梆的怎么枕呀，指望背上枪来享福，知道一样受苦，还不如在地里拿锄把镰把哩！”
随后就呼呼的睡着了。高庆山到院里转了一下，搬进两块砖头，放在头起，刚刚要吹灯休息，听见院里有人走到窗台跟前说：“高支队长睡下了吗？”
是个女人的声音，随着在窗户的破口，露出半边俊俏脸来，高庆山看出是李佩钟，就说：“还没有睡。有事情吗，李同志？”
“我到你这里看看，”李佩钟笑着走进屋里来，她穿着一身新军装，没戴帽子，黑滑修整的头发齐着肩头，有一枝新皮套的手枪，随随便便挂在左肩上，就像女学生放学回来的书包一样。她四下里一瞅说：“炕上那是谁？”
“通讯员。”高庆山说，“你看，这里也没个坐的地方！”“你这里和我那里又不一样！”李佩钟笑着说，“你这里像个大破庙，我那个动员会，简直是个戏台下处，出来进去，乱成一团。这里的工作，为什么这样落后呀，比起高阳来，可就差远了！高翔同志撂下就走，也不替我们解决困难。走，我们到电话局去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我们连个坐立的地方也没有，真真，这怎么叫人开展工作呀！”
“这样深更半夜，不要去打扰他吧！”高庆山说，“他那里的工作更忙。”
“你说对了，他真是个忙人！”李佩钟笑着说，“他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大红人儿！他没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土包子们，只知道懵着头动员群众，动员武装，见不到文件也得不到指示，他一来把在延安学习的，耳闻眼见的，特别是毛主席最近的谈话和讲演，抗日战争的方针和目的，战略和战术，给大家讲了几天几夜，我们的心里才亮堂起来，增加了无限的信心和力量。他忙的很，到处请他讲演，到处总有一群人跟在他后边，请他解决问题。高翔同志又有精力，又有口才，资格又老，历史又光荣，又是新从革命的圣地、毛主席的身边来的，我们对他真有说不出的尊敬。他还给我们讲过红军长征的故事，提到了你，高支队长！你的历史更光荣，你给我讲个长征的故事吧，你亲身经历了的，一定更动人！”
高庆山笑了笑说：
“十年的工夫，不是行军，就是作战。走的道儿多，经历的困苦艰难也多，可是一时不知道从哪里讲起。总的说起来，一个革命干部，要能在任何危险困难的关头，不失去对革命的信心，能坚定自己，坚持工作，取得胜利，这种精神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