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14日，日机再次进犯，轰炸重庆九龙坡机场。此时，“中航”公司的一架“史汀生”型飞机（沧州号）见势不对，为避免飞机被击中，驾驶员（美国人）马上驾机升空，逃离机场。哪料到只飞了五公里，由于该架飞机未添燃油，无奈之下，又飞返机场。没有找到攻击目标的敌机气急败坏地把怒火全部发泄到这架“史汀生”上，在三公里以外开始攻击，直到“史汀生”在地面焚毁。
同年，5月20日，厄运再次降临到另一架dc-3（峨眉号）上。
简直就是冥冥中的安排，遭遇敌机攻击的又是吴士，只是这次的航线有所不同：重庆——成都。
经过战火的“洗礼”，在战斗中“成长”的美国佬吴士（多么典型的中国名）成熟多了。
飞机在重庆起飞后，他的双眼一刻不停地向“外面”搜索。四十多分钟后，美国佬的“搜索”终于有了“结果”，在宜宾上空，四架“九六”式气势汹汹地迎面而来。这一回，吴士没有重复前次被击落之前还到租界上空“绕了一圈”（实际也无“圈”可绕）的可怜动作，发现敌机后，他果断地推杆，好在四川盆地终日浓雾弥漫的天气居多，厚厚的云层帮了大忙，还未等日本人反应过来，dc-3已经就近迫降在宜宾机场。
那哪里是“机场”啊，就是一块稍平坦点的“坝子”（当地方言：平地），凭着高▲空袭来临。
超的技术，吴士还是让像一匹桀骜不驯的烈马一样的峨眉号在颠簸不平的泥地上驯服地停住。
所有的乘客散去后，机组成员才找个地方躲藏起来。
果不出所料，四架“九六”式还是接踵而至，dc-3逃过一劫让这些丧心病狂的刽子手异常恼怒，在宜宾机场跑道上空，他们重复着不知重复了多少次的动作——拼命扫射，直到看见这架dc-3机翼被打烂了，肯定是不能再飞了，这才拍拍屁股（晃机翼），长啸而去。
看着日本人走远，美国佬双手向外一摊，无奈地耸耸肩。（注三）美国国务卿赫尔是少数几个和总统坚定站在一起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高层政界人物之一，但在“抗议”式的讲话中，却既不慷慨又不激昂，别说“霸道”，连点硬气都没有，犹如一个年迈的老人批评一个做错事情的淘气少年。
国务卿的公开讲话只过了几天就无声无息，如同一块掷入水中的棉团。日本当局也没有丝毫收敛，继续攻击空中的民航航班。1938年9月6日，在广东英德县佛岗上空击落了“欧亚航空公司”ju-52型eu-15号飞机。
1939年4月13日，ju-52型eu-19号飞机在执行河内至昆明的航班时，遭到六架日机的追杀。从越南的老街一直追到云南的茅坪上空，直至把该次航班击落。
同年5月6日，八架敌机同时对“欧亚航空公司”由兰州经西安飞重庆、途中在陕西汉中机场过站的ju-52型eu-17号飞机开火。
1940年9月16日，六架日机将停泊在重庆李家渡的“中航”康道尔水上飞机团团围住，一阵狂轰滥炸，直至将它击沉。
1940年10月26日，日机将正在飞行中的“欧亚航空公司”eu-25航班击中着火后迫降。
1941年6月22日，日机将执行成都——雅安航线的“欧亚航空公司”容克斯w-33型2号飞
机击毁。（注四）……
注一：中国航空公司、欧亚航空公司资料汇编第9页。
注二：《龙之翼》第115页。
注三：中国航空公司、欧亚航公司资料汇编第167页。
注四：中国航空公司、欧亚航公司资料汇编第332-335页。
正文第四章命悬一线
夹缝中的“中航”
激愤的学生不断地走上街头抗议，和日本“媾和”的声音却不时在政府官员嘴中传出，地面无论是“阻击”还是“血战”，虽然也能在交战中杀死大量日本兵，但结局却都是不停地退——国统区域面积日益缩小就是最简单的证明。
战前拥有的三百多架各式老旧飞机，经过数次空战后，几乎损失殆尽。目前的空军重复着地面部队相同的战术动作——撤退。
换成老百姓的话就是“跑飞机、跑警报”！
所以涂着膏药旗的飞机可以肆意轰炸！
所以画着太阳旗的飞机可以任意拦截、击落正常飞行的商业航班。
所有的地方都弥漫着溃败的气息，国民政府奄奄一息。
在地面和空中如同洪水般地退却时，一支机队却要迎难而上。
华府接二连三的“抗议”对日本来说已经失去意义，但“中航”还得继续飞（飞运公司已于1933年将股份转让泛美航空公司），交通部的加急电报一个接一个，如同雪片纷至沓来，日本人推进的速度完全超出了预料，必须把政府的要员们接出来，直接送到重庆。
于是，本应该大大方方的飞行就必须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飞机在空中，能躲就躲、能藏就藏。
而且必须要夜航。
广州被占领后，重庆政府和外界的空中联络通道只剩下了进出香港的航线。
和当初撤退时差不多——一切依旧是小心翼翼。
空中，如果侥幸没有与日本人飞机“照面”，危险就是来自地面。
无论是在哪一端起飞，平日里企盼的好天气此时是变得越坏越好，那样，日本人就不会出来了。而且，这样的飞行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没有中途备降机场，没有像美国那样普遍的航路指示标，没有城市的灯火，连无线电波也受到了限制……
更大的“挑战”是无线电波的强烈干扰。
日本人占领了广州，就在紧靠着香港一带架起了通讯装置，是偶然还是故意的挑衅？强大的日夜不停的无线电信号每分每秒都辐射到启德机场，严重地干扰每一架进出港航班所必须和地面联系的无线电信号。
于是，避免无线电波干扰造成灾难，能成功起飞和降落，就成了一场智力大拼搏。
随机报务员中国人居多，时间长了，他们互相总结了在启德机场降落的基本要领，18驼峰航线国殇如下：进场前，使用德国（罗兰）技术导航法，转动手柄和刻度盘上的指针，指针带动上面的环形天线，使其指向任何一个可以选择的电台。一边是莫尔斯电码a·（·-）的信号，一边是n（-·）的信号。当环形天线直接指向联系的电台时，发出t（-）的信号，根据此，报务员就可以在地图上画一条方位线，继续保持这一航迹并在中间检查方位，就能盘旋下降。(注一)这一招，后来连美国人都学去了，伦纳德就曾向他的上司，“中航”副董事长威廉·兰霍恩·邦德抱怨：我去香港时，就会像正在电唱机上转动的唱片那样盘旋下降。
差点“丢”了委员长武汉保不住，国民政府在混乱之中退却重庆。
一切都在混乱之中。
由于公司里只有查尔斯·夏普、罗亚尔·伦纳德两个人能飞“夜航”，而在大撤退中，四面八方打到“中航”在汉口调度室的命令电话和电报铺天盖地，所有的调度、指挥顷刻陷入混乱。
哪个部门都比这里大，谁都不能得罪。
10月21日，日本人打进广州当天，交通部电令“中航”将汉口的政府要员送至重庆，邦德电令重庆机场晚间挂上红灯笼（用做“导航”），在二十四小时内，夏普和伦纳德各飞两次重庆——汉口——成都，将政府官员送到目的地。23日，夏普再次降落汉口时，工兵已开始在跑道上埋地雷了。
25日黎明，第二次飞宜昌的伦纳德准备再次飞汉口，飞机正待起飞，运送16名乘客，驾驶着“海军准将”式飞机、刚从汉口回来的飞行员陈文宽告诉他，汉口在燃烧！
不仅是“中航”乱，政府更乱，把委员长都差点“丢”了。
10月24日夜，夏普从宜昌返回汉口，此时，日军已到了汉口的“边上”，当dc-2在停机坪上停下来时，夏普看到了令他最吃惊的一幕：委员长和夫人一行站在空荡荡的跑道上。
九省通衢的武汉对国民政府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在空中只有“中航”和香港保持联系的同时，陆地，目前这是惟一的对外“纽带”——海外的物资运抵香港，再从广州转运这里，日本人攻占广州和武汉，目的就是要掐断这条动脉。正因为太重要，蒋委员长最后一刻还“滞留”在此。
也不知是动身晚还是要表现领袖与民“抵抗到最后一刻”或是其他别的什么原因，准备夜飞衡阳的委员长一行到了机场后，“专机”驾驶员贾思特才发现，按照这个时间算，到衡阳应该是午夜。
技艺不精的贾思特告诉委员长，夜间，他无法“控制飞机”平安回到地面。
可怜的委员长连一架专机都没有，只能搭乘普通商业航班，这一次他真的陷入了绝境。
说话的工夫，远处，枪炮声响成一团。
连续多日的混乱撤退，“政府”已经一分为二，也许是为三、为四了，东一堆，西一块的，谁也不知谁在哪儿，谁也顾不了谁。若在往日，委员长降临，迎送的队伍都得排出一长溜，而今，跑道上兀立着的是孤家寡人。枪声越来越近，眼看日本人快进城了，委员长竟然还站在孤零零的跑道上……
“中航”汉口地面站的人都快急疯了。
临时抓急，好歹把为交通部飞dc-2的艾利森给“逮”到了，老艾听了负责人的求救后，倒是二话没说，马上就钻进了机舱。
看着委员长的飞机离开了地面，下面的人都松了一口气，眼下，马上要做的，就是赶紧
跑吧，能飞的飞，能躲的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