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佬就是再困难，什么都缺，惟独不缺这玩意儿。不一会儿，帆布做成的机翼上下布满了白色“胶泥”。
有的老人说一共用了三百多块口香糖，也有的老人说没用那么多，也就一百五六十块左右。
飞机“修理”好了，大家吵吵嚷嚷地把dc-3推到起飞线上。据说，之所以是推而不是靠dc-3自身动力滑行是担心这个家伙“滑行”在半路上就散架，很多人是带着一种“滑稽”的心态看待这次飞行的。
夏普和他的搭档（副驾驶）端坐在驾驶舱内，煞有介事地和送别的人挥挥手，登机前，几个人还特地上前和他拥抱告别。在送行者中，没有人认为这个家伙最后的着陆地点会在加尔各答，几个人甚至还很认真地在航图上给夏普标出南雄——昆明之间几块平坦点的地方，以便于迫降。邦德觉得他的老朋友只要能平安到达昆明就是最大的胜利。
夏普起飞了。刚刚离开南雄机场跑道，坏运气就来了，由于液压油管破裂，dc-3起落架无法收起。飞机不能收回起落架，就好像一个穿着厚重羽绒服的人突然跳进河中开始百米冲刺——缓慢而笨重，并难以操纵。
夏普就是在起落架没有收回的情况下，咬牙飞行800英里坚持到昆明，在昆明巫家坝机场，地面技师勉强把起落架故障排除。稍事休息后，再次起飞，下一站是缅甸腊戊。
飞行没多久，按目测，应该是在中缅交界处，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和滂沱大雨。也不知是受雨水冲刷还是狂风劲吹，堵漏的口香糖一个接一个地脱落而去。
仪表盘已经破碎，所有的飞行只能靠目视和估计。刚刚能收起的起落架又开始罢工，拒绝收起，只能放下。机翼上的孔洞在风雨的吹刷下，犹如尖起嗓子喊叫。
一声尖叫还能忍受，一声尖哨也还能听，当百八十个尖叫声汇成一部“交响乐”，声值甚至超过了发动机噪声，后果可想而知。关键是，口香糖脱落后，机翼蒙皮上敞开的弹孔使飞机气动布局发生变化，dc-3变得更加难以控制。
可以想象得出，夏普在阵阵狂风中艰难操纵着近乎失控的飞机穿行在倾盆大雨中，他一定会声嘶力竭地咒骂：这是谁，哪个混蛋？想出用口香糖堵漏这么一个损招！
还没完。勉强支撑到腊戊，除了加油上水，夏普对在这里再次“维修”飞机完全丧失信心，他只想快点到达最后的终点站——加尔各答。
问题又来了。
飞机在滑行道上，无论夏普怎么推动油门，飞机的加速就是显得极其迟缓，犹如一头老牛拉着重载的破车。都走到这里了，再往前一点就是加尔各答，绝对不敢再有任何疏忽和大意。
停车，赶紧到后舱查看，这一看不要紧，夏普和助手惊愕得都不由倒吸一口冷气——舱内不知什么时候偷偷挤上来二十多个“乘客”，还有他们随身携带的行李。
这哪是飞机啊，连儿童玩具都不是，本次飞行本身就是冒险、是赌博，连飞起来都困难，更别说载客！
无论夏普和助手如何劝说，没有一个人肯走出机舱。日本人正迅速往缅北推进，他们宁可和这架dc-3一同坠落摔死，也不想落入日本人手中！
dc-3的发动机沉重地咆哮着在跑道上滑行——加速——比平时多用了近三分之一的滑跑，最后艰难地仰起机身，再次钻入茫茫云海之中，向着本次航行目的地踯躅而去！
在空中，夏普最担心的不是飞机随时可能散架，他最担心的是已经难以承受任何重力的机舱随时可能坍塌，漏下几个人。
还好，飞机歪歪扭扭地挣扎到加尔各答达姆达姆机场上空。
他成功了！
飞行人物二：孤雁，陈文宽最应该先说的是陈文宽在嘉陵江边的那次夜航，那也是他的第一次夜间降落。
完全是逼出来的。
国民政府撤退武汉，陈文宽驾驶他的“海军上将”水上飞机在汉口和重庆之间不停地往返，就在日本人从汉口北面进城之时，搭载着刚刚“送走”了委员长的“中航”
最后11位员工的陈文宽驾驶着他的“海军上将”离开了水面。
本来是想再等一会儿，等到天有点亮再起飞，那样对于从未在黑夜中飞行过的陈文宽在心理上会有一些安慰，但日本人已经破了城，再不走，可能连人带机都会被俘去。
起飞不是很难，把住航向加大速度拉杆就可以，关键是最后怎样能平安降落。
保持高度，顺着长江飞，直抵重庆。
在重庆的嘉陵江边，从未在夜间降落的陈文宽犯了难。
两边都是此起彼伏的山地，不敢做大幅度盘旋，顺着江水，陈文宽轻带油门小角度下滑。副驾驶把头伸出窗外察看江水是否湍急，江面即将降落的航线有没有挡路的舢板和帆船。
“海军上将”匀速“下沉”，把头探出舷窗外的副驾驶大声报告距离水面的高度……十、八……六英尺还未说出，陈文宽双眼一闭，断开发动机油门，“啪”，“海军上将”像一口铁锅那样正扣着垂落到江面。
▲一架c－46掠过茅草屋，降落在缅甸密之那。
虽不是最好的降落但却是一次成功的降落，从此，中国航空公司有了第一位可以飞夜航的华裔正驾驶飞行员，虽然他是“美籍”，但每一位同胞都认为，他，就是一位中国飞行员！
在美国已是第二代华侨的陈文宽，是得知正在全面“抗战”中的祖国的航空公司急需飞行人员的消息后匆匆回国的。虽然早就加入了美籍，但在“中航”，美国人更愿意把黑头发黄眼睛的他看成是纯粹的中国人，而同胞们则认为他就是中国人。
陈文宽是在美国考的飞行驾照，和那些个性张扬的美国佬相比，“中航”第一位由华人担当正驾驶的陈文宽就显得“儒雅”得多。
美国机长那次集体撂挑子，罢工后去了香港和菲律宾，在所有正驾驶中，只有他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留下来，默默地在嘉陵江边开着“海军上将”，不辞劳苦地往返。
美国人在临行前，曾劝他一同走，他笑笑，不，你们走吧，我不能在这个时候选择离开，这里，还需要我。
没有豪言壮语，都是实实在在。
香港沦陷，南雄撤退，陈文宽和陈鸿恩夜里从重庆赶来，两人相互协助，一同往返于南雄、重庆之间，直到整个“中航”全部撤至完毕。
1942年2月12日，装载一批钞票的“中航”40号dc-2（康定号），由香港飞重庆，中途失踪，黄宝贤命令陈文宽驾驶相同一架型号的dc-2（31号机）前往所经地区反复查找。接受任务后，陈文宽二话没说，带上副驾驶就出发，就在湘南山区一带，在康定号可能飞经路线上，反复超低空飞行搜寻，一次没有，回来加油，再次出发，一直搜寻有一周左右，最后才在道县蒋家岭一带发现了康定号撞山后解体的残骸。
现在，又一次惊险、离奇的飞行摆在陈文宽面前。
和夏普驾着“空中垃圾”去加尔各答相隔一段时间，1942年4月22日，交通部密电，指派“中航”送几位客人去印度，终点也是加尔各答。
一切都在严格的保密下，“中航”奉令行事。
担当此次航班正驾驶的恰好是陈文宽。
“乘客”总共只有六个人，散坐在dc-3机舱里显得格外空荡。从军服上辨别，陈文宽认出应该是美国空军。其时，美日已开火交战四月有余，作为同盟国军人，出现在中国已不是什么稀奇之事，让他备感奇怪的是本次飞行保密之严格程度，即使是美国总统助理来华，也没到这个样子——六个职别并不是很高的军人，竟是在大批武装军警重重护卫下登机，看他们轻松的表情也不像有重任在身的样子，再看他们的行装，都是简便的换洗衣物，而且，好像都是在中国领取的。
一切都在神秘之中。
什么都别问，尽管飞你的。起飞前，副董事长兼“中航”总经理王承黻特别交代，陈文宽不能不记在心里。
但大大咧咧的美国人似乎并不是很在乎，在昆明起飞后，两个美国人大摇大摆地来到驾驶舱和陈文宽闲聊，一直都记着总经理叮嘱的陈文宽边驾驶着飞机边和他们有一搭无一搭地应和。
蓦地，“b-25”、“太平洋”、“东京”等几个敏感的词汇在两个美国军人口中无意间冒了出来。
陈文宽心里怦然一动。
此时，后座的无线报务员紧急呼叫：“地面报告，发现敌机！”
前面就是密之那，陈文宽马上降落。
日军就在密之那城南，正向机场开来。凭直觉，明显感觉到搭乘的客人绝不是几个等闲之辈的陈文宽先让他的乘客在壕沟里躲藏，然后，他和副驾驶分头找人加油。
随着日军的步步进逼，场站人员几乎逃光，哪里还有什么加油的人。正想再走远一点找
，日本人的枪声都听见了。
不加，豁出去，也像夏普那样，赌一次，起码飞机状况要比他那架好得多。
可惜，晚了一点，听见日本人枪声，住在附近的缅甸人把dc-3团团围住，怎么拉和劝阻都不行，挡都挡不住，全都争先恐后地往里钻。此时dc-3的机舱又显得狭小了许多。
都快把右座的副驾驶急死了，坐在高一点的驾驶舱里，他隐约看见日本人的先头部队。
不仅赌“油”，看来也要赌“人”了，年轻的中国小伙子涨红了脸，使劲咽了一下唾液。
陈文宽把最后几个人强塞进去，关上舱门，发动引擎。
傍晚，dc-3在沉重的咆哮声中，重重地砸落在加尔各答机场跑道上。
舱门开启，沙丁鱼样挤了满满一机舱人。据当时也同样挤在机舱中、率领十六架b-25轰炸机对日本东京进行轰炸、并在中国沿海一带迫降后辗转到了重庆、并搭乘陈文宽驾驶的这架dc-3“专机”飞抵加尔各答再返回美国的詹姆斯·h·杜立特将军的当天日记：飞机落地后，在后舱内一共钻出七十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