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中航”高层是怎么和美军方沟通的，在汀江，所有货物配载清单、装运都是由美方负责。那么多物资，就由一个小少尉发放，双方也都放心。
具体程序是，美军军士做好配载物资清单，“中航”办事处按每架飞机签收，并另做一张“中航”清单，这张清单是飞抵昆明后，由机组交给地面接受部门之用。上述事项完成后，接着是装舱——所有物资的捆扎、摆放、包括货物在机舱所处位置等等也都是由美军负责，等这一切做完后，办事处商务部门就要清点检查，最后双方签字认可。
接下来就是飞行。
飞机起飞前，飞行员领降落伞，到商务办公室签领舱单，过印度海关，登机、起飞，回国，再返回。
问老人，都有些什么物资，老人说，他也不清楚——装箱的多，零散的少，大都是军需品，还有汽油，都是一桶一桶的。
汽油最不好运。
老人们说，看似简单，实际上最麻烦的是运汽油，不仅是因为整架飞机都成了燃烧弹，关键是，只要一个地方捆扎不好，只要稍微一点颠簸就散花，油桶在舱内滚来滚去，马上影响到飞机在空中“配平”。
飞机在飞行中保持平衡稳定，“配平”是一个重要参数，就是在天气好的情况下，“配平”变动一点都不行，何况是飞越天气瞬息万变的驼峰航线！
所以，对运载的汽油，办事处的人检查得非常仔细。
至于客运航班，老人说，当时，每周有三班由重庆至加尔各答的航班，当时，这也是中国对外交往的惟一一条通道，来往的大都是国民政府的要员。汀江只是经停，飞机在这里加油。多数时候，他们也会在此时下机，稍息片刻。常常，下来的每个人表情都是一副惊魂未定之神态——那是在“驼峰”上空九死一生给吓的。等再回去时，也是在这里经停，马上要过“驼峰”了，他们的神态也是因人而异——有大义凛然、义无反顾之神情的，也有忐忑不安、惊恐万状之神态，这种人，最爱不停地向我们打听“驼峰”上的天气如何。我们的气象，只能预报汀江机场附近的气象，“驼峰”，我们哪管得到啊，要是那儿也能“预测”，“中航”就不至于摔那么多飞机了！
接送这样的商务航班，当时我们值机人员能做的，就是会同印度海关、印度安全部门人员，在飞机过境时用车子把他们接到餐厅吃饭、休息。再在飞机起飞前，送他们上机，和现在的机场差不多。
老人说，办事处的工作和生活完全是集体化，军事化。住的宿舍离机场要穿越一片原始森林，美军在中间开辟出一条道路，开车要走二十多分钟，说是宿舍，其实就是四方形的草顶棚子，中间有一大间供大家运动、看电影之用。宿舍是八个人一室，不分工种、不分空地勤、不分职别，只要是中国人，都在这里住。食堂办得好，公司广东人多，那里是纯粹的广东菜。公司美方宿舍离我们这里就五分钟，我们很少有人到他们那里去，相反，他们总有人过来——中国菜，太好吃了。
把汀江办事处一切安排有条不紊的，是“中航”汀江办事处处长顾其行。
查找不到有关顾其行太多的资料，只知道这位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系、精通英法两种语言的高才生是在1942年初进入“中航”的，一开始在重庆总公司营业组，由于他知识面广，不但具有航空专业知识，还精通土木工程，经常被王承黻直接委派至公司建筑场地担任质量验收员，没过多久，就成为公司业务骨干。
曾因业务往来和同乡友情之缘由，和蒋纬国交往笃深的江圣帆老人，于1943年初从中国调往汀江办事处，回忆起自己的老上级顾其行时，老人说，顾其行不仅精通航空和土木，文秘更是他的拿手好戏，公司中很多英文函件、电报文稿多出自他手，总经理对他非常欣赏，不仅派他参加很多当时由盟国之间召开的民用航空会议，还担任过“中航”驻美国旧金山办事处主任。
难怪，顾其行被派驻汀江办事处主任时，只有二十七岁。
把这么一个抗战担负物资转运、飞行任务繁重的基地交给这样一个年轻人，可见王承黻对他的欣赏和信任。
江圣帆老人说，汀江生活环境艰苦，宿舍简陋，除了偶尔放一场电影外，基本没什么娱乐设施，大家的工作就是起早摸黑地和c-47、c-46机群打交道，由于汀江场站站舍、物资相对紧张，公司规定，汀江场站不准携带家眷，顾其行到汀江上任，才新婚三天。老人说，大家都是太了解“驼峰”空运的重大战略意义了，即使条件再差，生活再苦，也都默默做着自己那份工作。
再说了，再苦、再累，也没有那些日夜穿梭在“驼峰”上空的飞行员们艰难啊。
人家随时送命都不在乎，咱们在地面工作的，苦一点、累一点，算个啥！
问老人，听到有飞机失踪时，是什么心情？
老人说，一开始，该到的飞机一直不到直至最后彻底没有音讯，每个人心情都非常沉重，宿舍里连点声音都没有，谁都不说话，整夜整夜死气沉沉。昨天还在一个房间里说话，今天人就没了，接受不了啊。到后来，太多了，也都习惯了，遇上有飞机没回来，大家碰面，也就说声，谁谁今天没回来。死的人多了，就没感觉了。
采访中，很多老人，飞过的、没飞过的，也都这么说：战争年代，死个人，算得了啥！
敢把行政院长托运的龙虾扔掉的人——一代英杰何凤元在“中航”行政管理人员中，能和那些飞行精英齐名媲美的，何凤元当仁不让地会排在前列。
这倒不仅因为他曾是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也不是因为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系的他学历高，更不是因为他1939年9月进入中国航空公司的资格老。
是人品、人格让他赢得同事们的广泛尊重。
熟悉何凤元的老人这样评介，他这个人啊，书生，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
在当时的中国，既能担当学生运动领导者又能得到这样评价的人，不多。
战争时期，是军人、武夫尽兴展现魅力的时代，在一家商业航空公司、在一个以飞行精英们担负重任的风云时代，何凤元能以一个行政“主管”和“天之骄子”们齐名得到一致称赞，可见其人格之魅力。
除了前面提到的顾其行得到王承黻的重用，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最欣赏的行政主管，就是何凤元。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第二天，“中航”香港基地被炸，总经理王承黻这边和邦德紧急制定新航线计划，那边，已经开始选派加尔各答办事处主任了。
把“中航”基地设在印度加尔各答，是原总经理黄宝贤和继任者王承黻及邦德在抗战时期，干得最有远见、最漂亮的一件事情之一。在委派加尔各答办事处第一任主任人选上，黄宝贤毫不犹豫地选择并向代总经理彭学沛推荐何凤元，后来在叙府（宜宾）设立办事处时，继任“中航”总经理的王承黻又是首选何凤元。
何凤元的夫人张莹华老人回忆说，日本人是1942年12月初炸的香港，不到一个月，总经理派驻任命就下达。
谈起这段往事，还很有意思。
老人说，自己本来是学水利的，当时在扬子江委员会湘桂水道工程处搞阳朔的漓江水利工程，和何凤元正在谈恋爱。本来已经商量好的，等张莹华去云南搞一年水利工程、以完成一个三十年代学水利的女大学生对治理祖国江河的一点微薄奉献后再结婚。
一个是知识精英，一个是对祖国未来充满希望的美丽少女，郎才女貌，天作之合。
老人说，日本人打香港时，王承黻还没来“中航”。调令是当时被困在香港的黄宝贤辗转发给代总经理彭学沛、又经彭学沛转来的。那时的人，不像现在，观念都非常正统，凤元要出国，总不能带着的竟然是未婚妻啊。还是彭学沛脑子来得快，他让我们马上就结婚，并亲自当证婚人。1943年1月6日，婚后第三天，自己就和何凤元及一位秘书登机去了加尔各答。
云铎老人是航委会派驻加尔各答的，负责多国之间协调及联络。何凤元正是中国航空公司派驻加尔各答基地主任，负责“中航”在基地的所有行政业务。
张莹华老人说，驼峰航线开辟后，加尔各答是中国当时惟一的国际航班终点站，国民政府要员在加尔各答进出频繁，叫出哪个都比何凤元官大，摆谱拿派的不在少数，但除了必要不得不做的外，何凤元很少出面迎送。
他最看不惯官场上那一套。
不仅自己不和“官员”往来，也不许新婚妻子和那些有干系的人交往。
行政院长孔祥熙千金孔令仪和张莹华是同班同学，都在金陵女大毕业。1943年初夏，孔令仪赴美完婚，从重庆来到加尔各答，这边等候飞往美国的飞机，那边等待从重庆空运过来的绣花嫁衣。是同学，又在异国他乡相遇，无论从哪面讲，在加尔各答已小住一年之久的张莹华作为“地主”出面，招待、问候，是起码的礼尚往来。嘿，何凤元就是不准娇妻招待这位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多少人想巴结都巴结不上的千金，他严厉告诫妻子，少和她来往，以免麻烦！
结婚一年多，从没见过丈夫发脾气的张莹华眼泪汪汪，她怎么也想不明白，请孔令仪吃顿饭怎么就有“麻烦”！
妻子不明白的事情还很多。
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参加“六教授”赴美抗日宣讲团，中国第一代农业专家赵联方和沈宗瀚赴美参加“世界战后粮食会议”，都先后路过加尔各答，三个人除吴贻芳曾是张莹华的校长外，后两位只是和她打过几次照面的老师，对待他们，何凤元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忙前跑后，分外热情，尽力招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