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南京人、上海人和广东人来势如潮，而四川人倒成了少数。最后，日本战败，这些外省人纷纷离去，重庆又重新成了从前那个无人间津的边远地方城市。
在这些新来的人中，有二、三十万是穷人，他们全挤在旧城的城墙内。而那些富人、不那么穷的人或更有办法的人，则在城周围的山坡上建起了豪华程度不同的住宅或别墅。其中最气派的一幢位于长江边的黄山；是委员长和蒋夫人的寓所。
当然，委员长在总部大院里还有一个市内的住处。后来，他又在城市的另一边修建一组别墅，作为他款待国宾的地方。
1938年12月28日，美国的陆军武官瑟夫·w·史迪威到蒋家的市内住所拜访了他们。这是一次很简短的会谈，只进行了十五分钟，态度十分诚挚，与后来他们之间的激烈争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早在汉口的最后那几天里，史迪威就见过蒋夫人，他们俩很投缘，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次在重庆，史迪威却是头一次见委员长。
尽管会谈气氛融洽，但史迪威却对这位中国领袖印象不佳，他在一个月之后写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他的这种看法。
他认为蒋介石对其指挥中一直存在的混乱局面负有直接的责任。他还批评蒋介石对部下不信任，并认为这是因为蒋介石想独揽大权，以防其地位受到威胁。
史迪威是个精明而难于相处的职业军人，他了解中国，而且懂中文。他对达官显贵没有敬仰之情，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但这并非是出于什么策略。他的浑名“刺儿头”很能反映他的性格。
头一次见蒋介石时，他的使命已将近结束，他们间的那些大吵大闹发生在后来的战争过程中。
在1939年的头几个月里，日本人已不再是蒋介石最担心的事了。相反，两个国内问题成了他注意的中心：汪精卫和共产党。
一月份，委员长派王鲁樵到河内跟踪汪精卫，此人二十五岁，毕业于蒋介石的家乡浙江省的警官学校。他的任务是刺杀汪精卫。他找到了目标，但没有打中，却击倒了汪精卫的一位朋友。后来，他又从河内一直跟踪到上海，但都未得手。他的劳苦换来的是被法国入关了六年的监牢。
共产党是个更让蒋介石头疼的问题。根据“统一战线”的政策，共产党在两百人的国民参政会议中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席位，这个委员会是蒋介石1938年4月建立的战时最高决策机构。
起先在汉口，后来在重庆，共产党都有一个由周恩来领导的长驻代表团。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主任是张治中将军，副主任是周恩来，因而政治部雇用了许多左翼党派的知识分子。郭沫若（后来担任北京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是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对戏剧电影的创作、上演和制作实行全面的控制。北京大学的一位姓张的教授，是个同情马克思主义者的留德哲学家，担任政治部机关刊物《战时文化月刊》的主编。埃里克·周从1938年12月起曾在张的手下当过七个月的副主编。据他讲，张与周恩来交往密切，而且只雇左派人士（当时也包括埃里克·周）
做编辑人员。张同时也是国民参政会议中的一位积极的代表。
当时一些地下共产党人成功地打入了国民党的许多重要机构。例如：冀朝鼎在中央银行担任管理工作，并深得孔祥熙的信任。到1949年，他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一任行长。还有王炳南，他团的据点社会福利部负责组织工作。后来，在国共和谈时，他却成了周恩来的主要发言人，后来又出任北京驻华沙的大使，在50年代后期，就台湾的地位以及其它有争议的问题，与美国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他的德国夫人安娜是孙中山夫人的秘书，常常和外国记者和西方的外交官在一起，向他们提供新闻或政治传闻。
在一段时间里，蒋介石容忍了共产党，共产党也容忍了他，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影响到苏联给予中央政府的援助。
对这段蜜月的一个奖励就是，莫斯科的宣传大军采取了一种新的吹捧委员长的姿态。他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动派”，他现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伟大的领袖”，一群来自各国的左翼作家出现在重庆，为建立这种新的形象出力。
同样是这批人，后来反对蒋介石，为他塑造了一个截然相反的万人痛恨的形象，而在同时却让人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仅仅是温和的土地改革者，而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在汉口，曾出现过磨擦。1938年秋，当周恩来重新提出以往允许国民党共产党双重党员身份的做法时，蒋介石原有的对共产党意图的怀疑进一步加重了。他立即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但是（我们也看到），他没有力量解散红军，并使红军战士以个人身份合并到国军中去。
朱德及其助手彭德怀手下的两万陕西红军于1937年8月改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名义上讲，朱德的部队受辖于北方山西省的阎锡山将军，但实际上，八路军接受的是毛泽东的命令。
1938年春，长江以南的红军零散部队又得到允许，在叶挺手下改编成新四军，名义上接受国民党将军顾祝同的指挥。
根据共产党对这场爱国战争的官方历史记载，八路军由1937年的45000人增加到1940年的400000人，而新四军则在同期由15000人增加到100000人。这里，1937年的数字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对于1940年大大增加后的数字，却没有理由怀疑。
共产党在敌后不论走到哪里，都大力组织群众。在绝大多数地方，农民受尽了日本人的蹂躏，都十分愿意加入共产党，而共产党反过来则十分注意不脱离农民。通过发动农民，共产党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
1939年5月，当寒冷季节里笼罩着重庆的大雾散去时，日本人便开始了在这座城市的空中轰炸。头一次空袭是在5月3日，造成5000人伤亡。
防卫的人既没有高射炮，也没有可以躲避空袭的地方。这次空袭一结束，蒋介石和他夫人就露面了。和往常一样，蒋介石训斥了他那弱小的空军的几个指挥官，指责他们太无能。
他命令何应钦负责群众的撤离工作，自己则隐居到最近的一座山上，静静地思考中国的问题。
空袭一直延续了整整一个夏天，到1940年春天又开始了规馍更大的轰炸。这时，人们才终于建好了足够的防空洞和掩蔽处。轰炸得最厉害的是1941年，最长的空袭间隔是五个小时．最短的只有一个半小时，就象在德国狂轰滥炸下的伦敦一样，重庆遭了殃。
在1930年的5月，日本人还干了另外一件事，他们对苏联保护下的外蒙古的边境进行了攻击，以试探苏联是否决心参战。
对此，俄国人予以了猛烈的还击。呆在中国无所作为的朱可夫将军正闲得发慌，8月20日，他带领俄国人和蒙古人奋起出击，重创日军。这下东京得到了它想知道的答案。
但是，仅仅三天之后所发生的一件事却使日本人和全世界大为震惊：苏联与纳粹德国签定了互不侵犯条约。
现在，日本不仅知道苏联人如果受到进攻就会反击，而且也知道他们不能指望德国人，协调一致的战略是不会有的，尽管还有一个反第三国际的协定。使日本人尤为伤心的是，当时他们正在和德国人商讨建立一个对付苏联的联盟。结果这个会谈很快就中断了。
从九月份起，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势力扩展到了北方的陕西。河北、山东以及长江下游的江苏和安徽。
1939年8月28日，印度国大党领导人p·j·尼赫鲁，在蒋介石的山庄会见了蒋氏夫妇，三个人在日本的空袭声中谈了好几个小时。
从那时起到这年年底，蒋介石的军队失去了长沙，后来又收复了长沙，并在一场战斗中把日本人赶出了广西。此间，中国南部的昆仑关几经易手，最后在12月31日的决战中又重新被中国人控制。
这时，国外希望中国胜利的人以及国内支持蒋介石的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不乘胜转入进攻。
后来，这种消极的做法使史迪威大为恼火。但是蒋介石的战略是撤到内地，按兵不动。他已经如愿以偿地挫败了日本人的锐气。他没有求胜的计划，他只求生存，只求在持久力上超过敌人。
他猜测，美国人迟早会被拉进这场战争，到那时，他将是牵制了一百多万日军的有功之臣。也许连苏联人也会卷进这次战争。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已经帮了斯大林的大忙，他们转移了威胁苏联的日军大部队。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何要在军事上竭尽全力，把他将来用于对付共产党的力量一点一点地消耗掉呢？
蒋介石的固执将在他后来的失败中再次表现出来。
当他坐等日本人进攻时，共产党更加深入地打到了日本人的后方。他们并非每仗都打，但他们打的仗足以让人觉得他们已转入了进攻。日本人不时地进行疯狂的报复，他们烧毁村庄，犯下了种种暴行。
但是每次报复之后，共产党越变得更强大了，人们对他们所抱的期望也越来越大。而蒋介石在重庆或坐等观望或不安地来回踱步，总是固执己见，他没有看到，他这种按兵不动的做法正在为他开辟一条通向垮台的道路。
即使在战争已经爆发之后，蒋介石仍无法完全摆脱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