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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的事,真不好解释啊!

    第六章   花鱼儿

    整个怪屯,除了1960年父母饿死不能提以外,数李馍家日子最风光。四馍是大学教授,经常出国讲学;大馍是全县闻名的企业家,不断上报纸电视;二馍是县委招待所的大厨,天天给当官的做饭,有一年还跟国家总理握了手;三馍最不济,也是个村长。

    这些,要说也非偶然。在历史上,李馍家族就是全村最不安分的。前面说过,李馍(这里说的李馍,是4个馍的总称,以上同)的爷爷当过白朗军,李馍的父亲当过土匪。这里再说说他们的姑奶,也是个很奇的人。

    馍们的姑奶叫李华云。怪屯人爱用儿化音,都喊她“华云儿”;又因为她从小爱穿花衣裳,人们就把“华云儿”也改了,都喊她“花鱼儿”。

    花鱼儿嫁在水北县城。丈夫开石印馆,不知印错了什么,被官府捉去杀了头。她带着孩子回了娘家,自盖了3间房住下。她生得瘦小,皮儿白,方下颏,丹凤眼儿,说话声音沙沙的,带点儿男人的腔。待人和蔼亲切,慈祥温柔。丈夫死后,她一心事佛,在阁楼上专设经堂,每天作晚课,从9点念到凌晨1点,雷打不动,清灵灵的木鱼声传得全村都能听见。花鱼儿的另一个特点是脚小。据说她3岁就缠了脚,脚丫子跟调羹一样大。每天睡觉,裹脚布扯一大堆,早上起床得半天缠,把两只脚缠成两个粽子,然后穿鞋。别人穿两只鞋,她穿6只——因为脚小,为了走路稳当,需要加大脚与地的接触面积,所以除了多缠裹脚外,又加了两层套鞋。她走路两只小脚一拧一拧的,身子就摆成了春风里的柳条;走一阵儿,就扶住墙,咻咻地喘,好像春风住了,只留下远去的柳哨。

    怪屯东南20里有个村叫王营。王营有两个江洋大盗,一个叫王荣,一个叫谢五来。王荣大个子,镔铁脸,一脸骚疙瘩,却无胡须。谢五来五短身材,一脸络腮胡,胳膊腿儿壮实得能当顶梁柱使,踹一脚,就把人家的院墙踹倒了。

    王荣和谢五来飞檐走壁,来去无踪。新知府上任第一天,他们盗走了知府大印,第二天盗走了惊堂木,第三天盗走了顶戴花翎,第四天就把新任知府吓死了。这只是传说,实际上1910年水北知府周丰年上任第四天是病死的,与王荣和谢五来并无关系。但方圆百里的大户人家都给吓住了,纷纷修寨墙,建炮楼,雇家丁。

    怪屯西南15里有一个村子叫夏寨。1917年,已经是民国了。8月15日那天,夏寨的夏廷碧从武汉回来,带了3辆马车。两辆坐的是保镖,中间一辆坐的是家眷,家眷屁股底下坐着两只樟木箱子。人们发现那箱子是4个人抬进屋的,特别沉,不像是衣物首饰。

    当天夜里,王荣和谢五来就来了。他们把飞天猫甩上去,猫爪抓住了寨墙头。他们拽住长长的猫尾巴,爬上了寨墙。就在他们趴在墙上往寨里打探,准备往下坠时,看见寨墙外的谷子地里,一个黑影从谷子梢上飞过来,到了墙根儿,不知怎么一跃,就上了墙头,落在与他们不远的地方,也蹲下身往寨里探看。这是一位同行了,肯定也是冲着夏家那两箱银元来的。根据行规,他们用暗语打了声招呼。果然那人一听就凑过来了,是一个瘦瘦小小、穿一身黑色夜行衣的家伙。

    3个人都心有灵犀,不用怎么商量,只是互相点一下头,就“嗖嗖”地下了寨墙,又“嗖嗖”地上了房子。夏家三进的大宅院,一色青砖灰瓦。但内线把一切都探听明白了,所以他们就直接奔了钱库。趴房脊上往前看看,见钱库门口有两个家丁抱着枪把守着。他们退到房后坡,揭瓦,揭砖栈子,然后王荣掏出家伙将杉木椽子用尿浇湿,谢五来从背上取下锋利的手锯,“噌——”拉一下,“噌——”拉一下,拉得很有耐性,足有一个时辰,才把一节椽子拉掉。房子上就出现了一个黑咕隆咚的大窟窿,他们叫穴。

    两个人就示意小个子往黑窟窿里下。小个子有点迟疑,按规矩,他们两个人是一伙的,由他们其中的一个下才公平。但他看看面前这两个大块头,他哪敢理论?就拉着飞天猫上的绳头,让他们给系下去了。

    等了好一阵,绳子才上下耸了3下,是通知穴里面已经将货系好,可以往上起货了。

    东西很沉。日他妈银元不沉啥沉?一箱子银元怕有几万块呢。王荣和谢五来忍不住心里高兴,一高兴就不怕沉了。他们把一口樟木箱子拉了上来。他们又把箱子系到地上;系上院墙,系下院墙;系上寨墙,系下寨墙。日他妈做贼可真不容易呀!系到寨墙外面以后,他们就把绳子解了,两个人轮流扛在肩上往前跑。二百多斤重吧,两人累得吐血。可是不敢怠慢,让人发现追上来可不得了!

    两个人一直跑了五六里地,才停下来,一屁股坐到箱子上,擦汗,喘气,叫唤。

    上气不接下气地呻吟着,还忍不住“吞儿吞儿”笑。王荣说:“那位老兄,恐怕已经被抓住了。”

    谢五来说:“说不定正吊在梁上挨打哩!”

    “逼他供出同伙哩。”

    “他想供也供不出来,他知道咱俩是谁呀?嘿嘿嘿……”

    突然,屁股底下的箱子“嗵嗵”响起来。两人吓了一跳,一下子蹦起来。只听箱子里叫道:“哎呀!我睡着了。两位大哥,打开箱子让我伸伸腿。”

    两人面面相觑,只好把箱子给打开了。

    那小个子黑衣人从箱子里跳出来,埋怨道:“两位大哥太实在了!把我扛两里放下算了,一下扛五六里,不嫌累呀!”

    谢五来说:“不累不累!老弟今儿个下穴起货功劳大,扛着你走是应该的。”

    两人便不敢再小瞧这厮。本来打算把他那份私吞了的,反而被捉弄个苦。只好把银元倒出来,扒成3堆,一人一堆。可是那厮却掏出尺把长一条口袋,装满一口袋,剩下一大半却不要了。二人执意让他,他说:“不行不行,你看我浑身没四两力,多了拿不动。剩下的您俩分了吧。”

    王荣和谢五来更敬重这个小个子黑衣人了。当下就拜了把子,王荣老大,谢五来老二,小个子老三,二人都问他喊小三儿。3人遂成莫逆之交。

    第二天早晨怪屯便来了许多警察,挨家询问:家里几口人?昨天夜里都在干啥?出过门没有?花鱼儿的哥哥当过白朗,丈夫又是被杀头的,警察就特别注意她家。可是保长李凹斗却打保票说:“她家没事!孩子才几岁着哩;花鱼儿脚小,二里地都走不动;半夜出恭时我还听见她家木鱼响,呱!呱!像水鸡儿叫。”

    这就把花鱼儿作案的可能性彻底排除了。

    1927年10月,水北县城发生了一起著名的劫狱事件。白天刚抓到的两个要犯夜里被人救走了。而劫狱者被当场捉获。

    作案人是三个:惯盗王荣、谢五来,还有二人的拜把兄弟小三儿。

    那天夜里他们采取的仍然是“挖穴”的老办法,在后房坡挖窟窿。小三儿身轻如燕,自然还是他下穴。等把那两个要犯从穴里吊上来后,再把小三儿吊上来。可是穴口的椽子却“咔嚓”断了一根,小三儿没拉上来,王荣和谢五来却一起掉了下去。

    谢五来说:“日他奶奶!一辈子都是赚,这次赔了,救俩赔仨。”

    花鱼儿说:“不赔。那是两条龙,3条鱼换两条龙,这次赚的比哪次都多。”

    在刑讯室里,剥了衣服挨皮鞭时,王荣和谢五来才大吃一惊:原来小三儿是个女人!只是乳房很小,圆鼓鼓的,一握而已;紫黑色的乳头却大,像两颗熟透的桑葚。谢五来被抽得满脸满头的血,望着小三儿“嘿嘿”笑起来,说:“三儿,你咋不早说?早说二哥就把你那俩桑葚儿吃了。你看现在多可惜!”

    警察就又抽了他几鞭子,骂道:“吃枪子儿吧你!还想吃桑葚儿!”

    王荣和谢五来恶名在外,很容易就弄明了身份。但小三儿却是个谜。问她哪里人,她闭口不答。逼问王荣和谢五来,谢五来问:“三儿,你让说不让?”小三儿瞪他一眼,使劲摇摇头。谢五来就说:“俺弟儿不让说。”

    不说就打。打了一阵儿,又问:“你说不说?”

    谢五来仍是那句话:“俺弟儿不让说。”

    警察骂道:“你弟儿让你死,你就死吗?”

    谢五来说“俺弟儿叫我死,我就死。”

    警察说:“放你妈那屁!你弟儿不让你死,你也得死!”掏出枪,“嘣”地一声就把谢五来打死了。

    警察局的人问怪屯的保长李凹斗:“你们村有个叫小三儿的女人没有?”

    李凹斗说没有。

    又问:“那个白朗匪的妹妹叫什么名字?”

    答叫花鱼儿。

    问,她昨夜在家没有?

    李凹斗毋庸置疑地肯定说:“在!后半夜我出恭,还听见木鱼响,呱、呱、呱!像水鸡儿叫。”

    两天以后,3个人的头都被割下来,挂在县城的城门楼上示众。李凹斗一看,吓得屙了一裤子稀屎:他认出其中的一个是花鱼儿。

    李凹斗失急,慌忙往家跑。怪屯距县城45里,紧赶慢赶,到家也近了黄昏。离村子半里远,他就听到花鱼儿家传来了木鱼声,呱!呱!呱!像水鸡儿——不,像鬼叫!人死了还敲木鱼呀?李凹斗吓得头发都竖了起来。

    李凹斗硬着头皮来到了花鱼儿家,看见阁楼上花鱼儿的经堂门关着,屋里有昏黄的灯光透出来。他腿有点儿发软,不敢进,站着问鲁喜:“你妈呢?”鲁喜是花鱼儿的儿子,当时只有5岁。鲁喜回答说:“我妈在念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