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处死淳于氏，闵损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夫子刚做大司寇不久便杀人，便处人以极刑，跟他所一贯倡导的“仁政”、“德治”背道而驰。孔子解释说：“司寇执法，正是该以仁德化民，以刑法治民。单行德惠，只能服柔弱之民，只有德治与法治并行，方能兼服暴烈刚强之辈。治理天下，德与法缺一不可，好比御马，既要有衔勒，又要有鞭策。”
经夫子一说，闵损恍然大悟。难怪他当年宰单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施行夫子的“仁政”“德治”，但政绩却并不理想，原来症结在此。
淳于氏被车裂于市，观者人山人海，无不拍手称快。
孔子并非只讲仁德，不讲法治。
自此以后，鲁国刑事案件大幅度减少，社会风化大变，逐渐形成了一个民安政清的政治局面。
第二十章计强公室行堕三都
公元前498年，孔子五十四岁。
孔子做大司寇不到两年，不仅取得了外交上的重大胜利，而且把鲁国治理得政清民安，一派盛世升平景象。孔子执法，不同于他人，罪大恶极者固然也绳之以法，甚至处以死刑或极刑，如淳于氏就被车裂于市，但更重要的是以仁德，以礼制教化人民，使人民知道怎样做对，怎样做不对，何为荣，何为耻。他说：“以政法诱导之，以刑罚整顿之，民暂免于罪过，却无廉耻之心。以仁德诱导之，以礼教整顿之，民不仅有廉耻之心，且心归服矣。”审理诉讼案件，他与别人没有什么两样，但他的奋斗目标是从根本上消灭诉讼案件。他不仅这样说，而且也这样做了，并且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男的勤于农桑，女的严守贞节；市场上诈骗行为绝迹，公买公卖，童叟无欺；乡校星罗棋布，读书声琅琅盈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互敬互爱，互让互谅；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署衙清静，诉讼日稀……如此政绩斐然，万民岂能不称颂。鲁定公与季桓子自然也很满意。
孔子整日忙得不可开交，不仅忙他司寇府的本职工作，而且鲁定公常召他进宫，请孔子讲为政，讲治国，讲御民。定公深深感到，满朝文武之中，孔子不仅最有才干，而且也最忠诚于他。季桓子也三日两头召见孔子，把自己冢宰的份内之事推给孔子去办。孔子有令必从，从不推托，件件谨慎，样样认真，俱都办得十分出色，而且谦恭有礼，从无僭越之举，彼此配合得异常默契。忽一日，季桓子对孔子说：“昭公出亡晋国，死于乾侯。昭公夫人吴孟子新亡，合葬于墓道之南。因系出亡之君，不近祖墓，以示贬意。不料国中耆老，皆议斯非，言斯‘子彰父恶’。敢请大司寇明教于斯。”
孔子回答说：“昭公出亡，确系令先君所逐。死后冢宰又不许合葬于祖墓，如此，令先君逐君之罪将永存不灭，岂非子彰父恶乎？”
季桓子请问道：“墓土已封，无法改葬，有无他法，掩灭先严之罪呢？”
孔子不假思索地说：“这却不难，只须将墓道向南放宽改筑，将昭公墓合并于祖墓，归入墓道之中，贬君便成了昭彰不臣之罪，令先君不臣之迹亦就掩没无存了。”
季桓子拱手谢道：“幸得大司寇指教，以掩没斯父子之罪，敢不唯命是听！”
季桓子立即令冉求等督工改筑，朝野上下，有口皆碑，盛赞季桓子远比其父贤明，能够礼贤下士，任用贤人。孔子自然也并不与季桓子争功，把鲁国的开始强盛和大治的功劳全记在季桓子的账上。
在季桓子看来，鲁国即季氏，季氏即鲁国。他认定，孔子虽忠于社稷，但更忠诚国民。国民要富，鲁国要盛，非依赖孔子不可！恰在此时，又有人为季桓子买来了一批江南佳丽，季桓子更加沉湎于酒色之中，无心问政。他认为，这样美梦于温柔之乡，远比被政事弄得焦头烂额舒服得多，幸福得多。由于长期迷于声色，荒淫无度，精力和身体每况愈下。于是，他奏明鲁定公，委任孔子代理冢宰之职，并参与国事的讨论。季桓子想，代理而已，若不如意，随时撤销。这样以来，既可在鲁定公和天下人的心目中改变季氏弄权的印象，又可充分借助孔门弟子的力量巩固自己的势力。鲁定公自然十分赞同，孔子代理冢宰，可以强公室，抑私家，削弱“三桓”的势力，改变鲁君世代受人摆布的局面，因而二人一拍即和，但却是同床异梦。孔子半推半就，也就欣然接受了。在鲁国的贵族统治集团中，除有名无实的鲁定公和掌握实权的季桓子，这时的孔子已跃居为第三号人物了。
孔子回到家中，喜形于色，笑容可掬，立即命家人杀猪宰羊，设宴庆贺。子路心直口快，见夫子兴奋得不能自抑，便开口说道：“由尝闻夫子言，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如今夫子‘行摄相事’，‘与闻国政’喜不自抑，岂不是自食其言吗？”
孔子笑哈哈地说：“由呀，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为师今日之喜，亦依古人之言，即君子乐以贵下人也。”
子路问：“何为乐以贵下人？”
孔子回答说：“喜得高贵之位，可以向在下之人劝善惩恶，实现余生之志，难道还不值得高兴吗？”
子路不再多言，与一班同学入席共饮，尽欢而散。
孔子自五十一岁出仕为官，做中都宰，到五十四岁“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与闻国政”，前后不过三、四年的时间。在这短短的三、四年内，无论外交内政，都取得了显著的政绩，可谓官运亨通，这就更坚定了他实现理想的信念，于是他在筹划着下一步的打算。
孔子的“忠君尊王”思想是坚定不移的，他对定公虚位，三卿擅权，家臣跋扈的混乱局面很不满意。他感到唯一的出路便是强公室，即树立国君的绝对统治权威；抑三卿，即使三卿特别是季氏严守臣道，不得僭越；贬家臣，即使家臣老老实实地效忠于主人。总之，要使鲁国按照周礼，按照贵族等级制封建社会的秩序治国安民，然后以“仁政”“德治”的鲁国为基础，扩大“仁政”影响，尊天子，服诸侯，统一天下。这便是孔子的抱负与理想，是他一生追求而为之奋斗的目标。
公开提出“强公室，抑三卿”，“三桓”是断然不会同意的。孔子分析了鲁国政治形势和各方面的力量，清楚地看到了“三桓”与各自家臣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费邑是季孙氏的封地，郈邑是叔孙氏的封地，成邑是孟孙氏的封地。“三桓”都住在曲阜，这三个城堡当时实际上都不在“三桓”的控制下，而为他们的家臣邑宰所盘据，用以对“三桓”闹独立性，侵凌“三桓”，以至越过“三桓”而干预国政，即孔子所谓的“陪臣执国命”。昭公十四年南蒯据费以叛，定公十年侯犯又以郈叛。眼下盘据费邑的公山不狃正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他早已不把定公和季桓子放在眼里，前次夹谷之会调用兵车，他就坚拒不肯拨发一兵一卒。季桓子早有翦除公山不狃之意，无奈费邑兵强城高，他实在是无能为力。孔子就想利用这种矛盾堕三都，即拆毁三卿家臣据以叛乱的三个城堡，以抑制家臣为名，行强公室，抑三卿之实。
主意既定，孔子进宫去朝见定公奏道：“大臣家不藏甲，大夫无长三百丈、高一丈之城，今三家过制，臣请拆除之。”
鲁定公欣然准奏，尽管他还不十分明了堕三都的意义，孔子也不便挑明，但他认定，孔子的任何主张，都不会损害公室的利益。
季氏府，季桓子依然一个人在独斟独酌地喝闷酒，因为费邑宰公山不狃已经三年不曾缴纳田赋了，前天他派公差去催，公山不狃非但分文不出，反而将催赋的公差杀死，这一刀显然砍在他季桓子的脖颈上，不除此贼，难解心头之恨！家臣既无法驾御，何以擅鲁权，专鲁政呢？阳虎的教训难道还小吗？正在这时，子贡一手持短剑，一只手拿着一只雪白的羔羊皮闯了进来。季桓子见状，惊吓得魂飞魄散，战战兢兢地说：“先，先生欲，欲将何为？”
子贡感到好笑，如此无勇无谋之辈担当冢宰，鲁国岂有不亡之理！幸亏他还较为明智，将这冢宰之职交我们夫子代理。子贡强忍住笑，故作满脸杀气地说：“冢宰可还记得今天是何日子吗？”
季桓子被问得茫然若痴，结结巴巴地问：“何，何日子？
……”
“冢宰真乃贵人多忘事。”子贡冷笑着说，“那么，冢宰总该认识这只可怜的羔羊及这柄短剑吧？……”
“先生是指？……”季桓子的浑身在颤栗。
“如此奇耻大辱，冢宰岂可忘记！”子贡不无嘲讽地说，“七年前之今日，阳虎岂不是以此短剑杀该羊羔而逼冢宰订盟的吗？”
这件事季桓子怎么能会忘记呢？他眼前时常闪过一系列可怕的镜头：阳虎那狰狞的面孔，那阴冷的笑容，那不容置辩的断喝；那柄闪着寒光的短剑，那挨近他喉咙的利刃；那觳觫的羔羊，那惨厉的哀号，那淋漓的鲜血……可是他不明白，如今这短剑与羔皮怎么会落在子贡的手里呢？不禁脱口问道：“子贡先生，这短剑与羔皮……”
子贡接过季桓子的话茬说：“此乃孔夫子于阳虎叛逃时为冢宰所收藏，以戒冢宰终生不忘此耻也！”
听了子贡的话，季桓子感激得眼圈湿润，他感到孔子对自己不单单是忠诚，而且是像师长一样无微不至地在关怀和爱护着自己。他在为先父当日冷淡甚至迫害孔子而羞愧，为自己没有及早发现和重用孔子而悔恨和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