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如何呢？当拉杜尔将军下令轰击格兰诺勃尔，从而危及商博良那些珍贵的手稿时，这年轻人就把政治和战争统统抛在脑后，奔下城墙，一直冲上图书馆的三楼。他在那里直到炮击停止。提水洒沙扑灭火焰，一个人在大楼里冒着生命危险，保全他的古埃及纸草。
商博良因犯有叛变行为被大学停职，在这以后他才终于着手破译那些象形文字。停职期一年半，停职期满后，他又在巴黎和格兰诺勃尔不知疲倦地工作。不久，政府又准备把叛国罪加在他的头上，他就在1821年7月逃离了格兰诺勃尔，这是他走过了从学生到教授的历程的地方。一年以后他出版了《关于象形文字字母发音问题致达西耶先生的一封信》，这是一篇专题文章，文章概述了一种成功的破译方法的要点。出版以后，许多致力解决埃及金字塔和寺庙之谜的人们纷纷加以评论。
圭臬之错
古代作家有几个人提到过象形文字。到了中世纪，就出现了关于象形文字的各种解释。希罗多德、斯特拉被和狄奥多鲁斯都到过埃及，他们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无法理解的以固示意的文字。公元前4世纪时，荷拉波隆对埃及文字作了详细的说明(亚历山大港的克雷芒以及波菲利关于埃及文字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荷拉波隆的意见往往被后人奉为圭桌，因为舍此尚无足以作为根据的材料，而荷拉被隆认为象形文字是以图示意的。因此在多少世纪以来，人们主要着力于探索这些图形的象征性的含义。在这样的传统影响之下，许多人就不顾科学地任意乱猜，而立意治学的人则束手无策。
直到商博良把象形文字译出以后，人们才知道荷拉波隆是大错特错了。埃及文字的发展，实际上早已超过原来的象征符号，例如用三条曲线代表水，用房屋的平面轮廓代表房子，用旗子代表神等等。把这种以形示意的解释方法用来解释以后发展起来的文字，结果造成严重的甚至荒谬的错误。
耶酥会会士阿萨纳西奥斯·凯切尔以发明幻灯著称，他在1650年至1654年期间在罗马发表了一部书共四册，书中有几篇象形文字的所谓"译文"；对照原文，没有一篇不谬以千里。例如有一组符号代表"独裁者"，这原是罗马皇帝的一种尊号，凯切尔却解释为"奥赛里斯是一切植物和果实的创造者；神圣的莫夫塔从上天把这种创造力引进自己的王国。"尽管谬误百出，但凯切尔却在认识科普特语的重要性上成为商博良等人的先驱。科普特语是埃及语的最新形式，有些学者却不承认研究科普特语的重要性。
过了100年，德贵格内斯在巴黎文字科学院发表演讲时，根据比较象形文字学提出一种理论，认为中国人是埃及移民的后裔。然而大凡提出这类错误理论的人总在某一点上是正确的；例如德贵格内斯就正确地读出埃及国王"曼内斯"的名字，而有一个反对他的人却读做"曼努夫"。当时最尖刻的评论家伏尔泰因此对某些词源学者痛加抨击，说他们"既看不起元音，又不重视辅音。"同一时期，英国却有人把上述的理论颠倒过来，竟然说埃及人的祖先来自中国！
人们也许会想，随着罗赛塔碑的出现，这些不着边际的乱猜应该销声匿迹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正因为问题显然可以解决，所以毫无专业知识的人都要涉足其间。德累斯顿有一位匿名作者，把罗赛塔碑上的残损的象形文字对照的希腊文全文读出来了。一位名叫阿哈麦德·伊本·阿布贝克尔的阿拉伯人"揭示"了一段文字，接着，东方学者哈默·波格斯韬尔竟不辞辛苦把这篇东西翻译出来，而这位学者是一向严肃认真的。有一位不知姓名的巴黎人声称，他在丹德拉的一座庙宇里的铭文上识别出第一百首《赞美诗》，日内瓦出现了一篇所谓"潘菲力尖碑"上的铭文的译文，据说内容是关于"公元前4000年时善战胜恶的一篇报告"。
这时有人已经发展到异想天开的地步。帕林伯爵表现了丰富的想象力，同时又非常狂妄而又愚昧，他竟然声称自己把罗赛塔碑的内容一眼识破。依靠荷拉波隆和毕达哥拉斯的学说和希伯来神秘哲学，这位伯爵只用了一个通宵就大功告成。过了8天他就发表了自己的译文，他说自己凭着速战速决，"避免了由于思虑过多而必然造成的全盘失误。"
不同的方法
尽管周围一片嘈杂，商博良却毫不理会，只是耐心地在那里把材料进行排列、比较和试验，慢慢地前进着。这时他读到唐多·德·圣尼古拉神父的一本学究派的小册子，里面说象形文字根本不是文字，而只是一种装饰花纹。商博良不为所动。早在1815年，他在一封议论荷拉波隆的信中写道："这本书名叫《象形文字》，但它解释的不是我们称为象形文字的东西，而是和象形文字截然不同的雕刻的宗教符号，即埃及人用的各种象征图案。我的意见和一般人相反，但我的根据来自埃及文物，埃及的宗教雕刻清楚地表明荷拉波隆所说的象征符号，如蛇咬天鹅、特定姿态的鹰、天雨、无头人、鸽子和桂树叶等，但真正的象形文字是没有象征内容的。"
于是在这些年代里，象形文字就成为形形色色的神秘的伊壁鸠鲁主义的集中目标。人们认为希伯来神秘主义、星占学和灵知学的种种理论统统来自象形文字，如同农业、贸易和行政管理的各种理论来自实际生活一样，象形文字中出现了圣经里的话，还找到了洪水文学，甚至于迎勒底语、希伯来语和汉语的段落也不在话下。商博良写道："看来好像埃及人完全没有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的东西。"
所有这些解释象形文字的做法，无不或多或少来自荷拉被隆。真正破译的方法只有一种，它是同荷拉波隆背道而驰的，商博良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学术上的伟大发现很少是按照准确预定的时间做出来的。它是研究者在某一特定问题上长期锻炼自己的头脑过程中得出的无数成果的总和，是自觉的东西和不自觉的东西、有意的观察和无意的冥想的交叉点。灵机一动、一蹴而就的现象是非常罕见的。
有些伟大的发现，假如从它们的历史背景加以剖析，就会显得黯然失色。在懂得与它们有关的原理以后再来回顾，许多失误就会显得荒谬，许多错误观念就看得出完全是盲目的结果，而许多问题就显得很简单。今天很难想象，商博良要具备多大的勇气才敢离开荷拉波隆的传统而另起炉灶。必须记得，无论专业研究工作者还是当时的知识界之所以泥守荷拉波隆的规范，有两条重要的原因：首先，他已被人奉为古代权威，这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尊崇亚里土多德、后世的神学家们尊崇古代教会的神父的性质很相似。其次，虽然有人私下也许对荷拉波隆有所怀疑，但对于象形文字除非看做是一雄象征符号或简化的图形以外，他们实在找不出别的对待方法。不幸的是从表面看来，象形文字的样子很令人相信这种说法。另外，荷拉波隆生活在1500年前，比现在的人更为接近晚期的象形文字。假如这可以算做他的有利条件，那就使他的想法更加容易被人接受。在普通人的眼里，象形文字不过是无数的图形，而荷拉被隆正是这样说的。
然而商博良却发现象形文字是"字母"，或者更准确一些，照他自己一开始的说法："不是完整的一套按顺序排列的字母，然而是注音字母。"商博良发现这一事实的确切日期已不可考，但应该说，从发现这一点后，他就明确地舍弃荷拉波隆的学说。并且找到了破译象形文字的正确途径。但这种经过多年辛勤劳动的收获能说是灵感的启发吗？能说这是瞬间的偶然现象带来的幸运吗？实际上，商博良一开始想到把象形文字当成拼音字母的时候，他自己都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当时他还把带角毒蛇的图形当成f字母，并且错误地认为象形文字中不可能存在一整套拼音结构。其它研究象形文字的人还有斯堪的纳维亚人佐伊加和阿克布拉德、法国人德萨西以及著名的英国学者托马斯·扬。他们都看出罗赛塔碑上的这些古埃及世俗体的铭文是一种"宇母拼成的文字"，这样就解决了问题的一部分，然而至此他们就一步也不能向前迈进了，有的就此罢休，有的向后倒退了，德萨西公开承认自己已经完全失败，他说这些象形文字"像诺亚的方舟一样，仍然是不可捉摸的东西。"
托马斯·扬由于采用了拼音的方法，因而在破译罗赛塔碑上的古埃及世俗文体的铭文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绩，但他也在1818年更改了自己的主张；他译"托勒密"这个词的象形文字时，竟把这些宇随意地分为字母、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三类。
至此就看得很清楚：两种不同的方法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一种方法以自然主义者托马斯·杨为代表。他有才华，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于语言学却不甚了了。他采用了按图求解的方法，把文字进行比较研究，并且巧妙地增补了一些东西。尽管他具体译出的象形文字寥寥无几，而且完全不懂它们在拼音方面的意义，但是商博良后来证实，在扬译出的221组文字中，有76个是正确的，这就表明扬具有非凡的直觉的理解力。商博良精通十几种古语，由于他懂得科普特语，所以在探索古埃及语的实质方面远较托马斯·杨高出一筹。杨不过猜中了少数单宇或字母的含义，而商博良看出了语言本身的内在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