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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胜群魔》

    作者:东方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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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引

    这是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典型缩影,一个复员军人,因为揭发领导的错误问题,他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攻击对象,已经安定下来,却遭到了各种打击报复,已经走向正轨,却又给他定个现行反革命,公社组成了工作组,下去煽动群众大造舆论,要将他逮捕入狱,……。

    他没有惧怕来势凶猛的邪恶势力,他没有坐以待毙,而是主动出击,步步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他们认为他是一勇之夫,可他们上当了,结果是他们节节败退。他用他的智慧和谋略,和工作组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勇的大搏斗,尽管他是孤身一人,却斗得公社的工作组狼狈不堪,……。

    依靠共产党,他,胜利了。

    这正是

    文革之风吹暗天

    鱼目混珠难分辨

    邪恶势力依风起

    正义志士遭诬陷

    多亏党的政策好

    孤胜群魔得实现

    这里文化革命他放第一炮(一)

    复员军人阎善目,出身旧社会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两岁时他妈妈与世长辞,是父亲又当爹又当娘的让他艰难地活了下来。正当生命垂危、难以度日时,共产党消灭了日本鬼子,战胜了国民党,解放了全中国。阎善目获得了新生,他不再给人家去放猪放马,不再去扛活了。他上学读书了,读书是他最大的梦想,梦想实现了,他高兴得难以言表。他从心眼里感谢共产党,常对人们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阎善目,我的生命是共产党给的,我感谢共产党,我要永远忠于共产党,为保卫共产党我愿献出我的一切,甚至是生命”。

    他说到做到。1950年美国发动了朝鲜战争,我们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为保家卫国,在1951年16岁的他,在学校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军事干校。在革命部队的大熔炉里,他得到了全面锻炼,使他忠于共产党的意志更加坚定。由军队回到地方,他仍然发扬部队的光荣传统,为共产党、为人民的利益不惜生命,要战斗到底。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为共产党的江山长存,人民的利益不受侵犯,阎善目也卷入了这个洪流中,为了在运动中看准大方向,不犯错误,他一遍一遍的学习中央各种文件,特别是1966年8月8日中央通过的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他以“十六条”作为战斗武器,和各种歪风邪气、各种违背人民利益的权威、势力作了坚决的斗争。

    这里文化革命他放第一炮(二)

    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炮,打在公社书记林玉纾身上。因为这一炮,1969年末,给阎善目定了个现行反革命。

    事情是1966年县里修备战公路,全公社各大队,各小队都要出一名民工参加修路工作,由公社统一组织一个民工队,公社派一名干部,领导指挥这个民工队参加修建。

    公路修建在山区里,规定在路基上所有大小树根必须全部刨掉,公社派的领导人(也叫带工的)为了比别的公社进度快,节省时间,不执行规定,告诉民工不必太认真,结果把大树根埋在路基下面。

    阎善目是个好求真、爱提意见的人,就对这个公社带工的人说:“干活的人把大树根子都埋在路基上了,我们应该按规定干,这是备战公路,我们应该认真执行规定,以免以后出现不良后果”。

    公社带工的人说:“你是大队带工的,你让你那几个人按时完成任务就行了。你还管不着这段,出什么后果由我负责,再说这有什么后果可出的”。

    阎善目过于认真,就把这事反映到修路指挥部,指挥部把公社带工的给批评了,有的路段也做了返工重修。这一下可惹火了公社带工的,他找茬编造理由,进行打击报复,撤换了大队带工的人,不再让阎善目给大队带工。

    修路结束了,这时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开始了,公社按上级的指示,在公社召开了动员大会,阎善目也去参加了这次大会。林玉纾书记作了动员报告,然后让群众开始提问题,阎善目第一个走上会场的讲台,他对着麦克风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第一次发言提意见,他说:“我先给林书记提一条,是关于修备战公路的事,你不该派一个很不负责的人去带工,他不执行修路规定,为了追求进度他指示民工不必那么认真,埋了几个大树根没啥了不起的,结果民工就这样干了,给他提意见,他不但不接受,反而打击报复。

    这是一条备战公路,都说埋了一颗树根是埋了一颗定时炸弹,如果是这样,他不是变相破坏吗,你用这样的人去带工应该说是犯了严重错误”。

    因为这次的发言、提意见,很多人都说阎善目真敢干,敢给公社一把手提意见,有股闯劲,因此大队成立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时,被群众推选大队文革副主任。主任是一个老党员,叫国洪章,是大队书记蒋或只推荐的,是一个老农民,没文化,土改时的干部,一直很听大队领导的话,很保守,没见识,根本不敢给任何领导提意见,大队领导为了不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所以大队书记蒋或只才让他当了文革主任。阎善目和主任完全是两个观点,阎善目认为“十六条”说得很清楚:

    是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同时也不能放过有严重错误的掌权的当权派。目标要盯在上层有问题的人物,因为上层人物有问题是最危险的,他的影响也是最大的。

    而主任的观点是,上层领导不是老百姓管的事,老百姓只管老百姓的事,两个人的观点不一致,而副主任阎善目没有决定权,结果造成群众斗群众,成了泄私愤报私仇的群众运动。在开会时只要下面写一个条子,说某人有问题拉出来就斗,而且变相体罚,特别是对生产队队长,当队长是最容易得罪人,这次就成了最大的革命对象。有一天晚上,阎善目住的屯子后面有个屯子,开批斗会,阎善目去参加会议,在批斗会上,队长受到严重体罚,让他九十度大猫腰,长时间不给休息,使队长满头大汗,阎善目见此情况就拿出“十六条”,念给大家听。

    念完后,他说:“文化大革命‘十六条’说得很明白,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长时间让他大猫腰,不让休息,是一种变相武斗,你们应该让他休息一下”。

    话刚说完,老高头上来照着阎善目头部就打了几拳,打得他头昏眼花,随后老高头的女儿就上来把阎善目的脸挠出数道血印。阎善目不顾疼痛继续给他们讲“十六条”,总算把队长说到坐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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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文化革命他放第一炮(三)

    散会后,阎善目回到家,他爱人一看他被打成这样,就对他说:“你看你被人打成这样,你图个啥呀,你不要吃一百个豆不嫌腥,这运动咱就别参加了。反右运动时,你要不鼓动我参加提意见[奇·书·网-整.理'提.供],哪会落到现在这样。你就说这是为了共产党江山永在,人民不再受苦,不再当牛做马。最后人家说咱是错的,让我检讨,承认错误,你就说咱提的没错,不让我检讨,让我坚持,结果我被打到右派行列里。你现在又来那个劲了,提呀提呀,特别是提到公社书记那里啦,反右时我如果不给大队书记提意见,哪会被打成右派,这回不给你打成反革命我就算输你点啥”。

    他爱人说到这,稍停了一下,接着说:“你看我如果不被打成右派,怎么能下到农村啊?再说,我下来就下来吧,你别再为我的事和他们吵架呀,非要和他们那些人讲理,他们要是能讲理,会让我下来吗,一顿吵架,说你路线不分,站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边,结果,咱俩都下来了,到现在你还是不能接收教训,仍然死脾气不改”。

    他爱人说的都是事实,如果阎善目不好提意见,他们绝对不会下到农村来,他爱人是小学老师,他是在部队修飞机的,是技术很高的技术工人,两人都是国家正式职工,就是因为好提意见,好求真,丢了很好的工作,到农村受苦。

    阎善目听完了爱人的指责,和她分辩说:“你说得没错,我们是下到了农村,我们的身体是受了不少的苦,但我们的精神充实,我们问心无愧,我们提的任何意见,都是从国家的利益,共产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出发,从没为了个人的利益提过意见。遭到打击,受到报复,这是想象之中的事,和解放战场上流血牺牲的人比起来,我们是最幸福的人。我们要以那些流血牺牲的人为榜样,我们要真正做到冻死迎风站,饿死恬肚行,我们宁要站着死,绝不跪着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阎善目,我的生命是党给的,我要为党的利益提一辈子意见。咱们已到了最低的层次,不信他们还会把咱们开除地球,就算他们害死了我,我仍然在地球上”。

    阎善目这股劲是十个老牛也拉不动,提意见成了他的专利,有运动他提,没运动他仍然提。

    就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来临之前,他给县领导写了一封信,揭露不该树立的红旗,这封信该不该写,他也考虑了好几天,因为这叫砍红旗,如果领导不细致调查,只过问公社和大队,肯定公社会保大队,他将犯政治错误,但他实在认为这个红旗太无颜色,还是下了决心写了,信的内容是这样:

    “县领导:

    我是常见公社有力大队二小队社员,我叫阎善目,现在农村正掀起树红旗赶先进高潮,这是为了把农村工作推进一步,有了标兵,人们好向他学习,把生产搞上去,把社员的生活水平提上去,这个红旗应该是生产搞得好,收入高,社员生活水平高,人们才会向他学习,才会努力追赶,整体生产才会推进一步,收入增加,社员的生活会全面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