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他特别加大语声说：“这是一件特别严重的事件，这是一件向党进攻的事件，这是一件反社会主义的事件，这是一件反人民的事件，这是一件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
说到这他又把声音放低一些继续说：“我们本着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精神，‘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现在就是我们处理他们的时候了。什么是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就是反革命分子，就是敢砸革委会的分子。
革命的同志们，我们要充分的揭露他们，将他们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为此我们要开展彻底的大批判，为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一定要将他们绳之以法，狠狠地处理他们，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他们的工作组副组长汪福抢着话说：“对，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连气都喘不过来”。
常治仁对蒋或只说：“我先说这些，继续往下进行”。
蒋或只说：“开这个会的意义，常特派员说得很清楚了，为了把这个会开的更好，我们今天要忆苦思甜，要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很幸福的，不能让资本主义搞复辟，不能让反革命分子得逞，现在有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人可以发言诉苦”。
一直不肃静的会场，蒋书记讲话后，是鸦雀无声，再没人说话了。肃静了几分钟后，蒋或只说：“老陈头，你说说”。
老陈头看他一眼，没吭声。
蒋或只又大声的说：“哎，老陈头你说说”。
老陈头带搭不理地说：“我有啥苦好诉的，不就是给人家扛几年活吗，和现在差不多，干活吃饭。那时还有闲有忙呢，不像现在天天干活也挣不上钱”。
老实人说了几句老实话，这一下可气恼了蒋大狠，他喊了起来：“老陈头你这是忘本，你污蔑社会主义，你这是反党言论，是要受到批判的”。
老陈头让他扣顿帽子并没害怕，却理直气壮地说：“我本来就不想说，你偏让我说，我怎么知道你们让我说啥，我说的都是实话”。
蒋或只还想批判他，常治仁急忙阻止说“算了算了，别把开会的目标搞歪了”。
会场又静了下来。蒋或只压了压气，又看了老杨头一眼，老杨头吓的急忙往后躲了一下，把头低下，不敢去看蒋或只。
蒋或只见他躲，就偏让他说，就对着老杨头说：“老杨头你说说，你在旧社会受的苦”。
老杨头自然是接受老陈头的教训，急忙站起来说：“我在旧社会受的苦可大了，起早贪黑得给人家干活，哪有现在好哇，现在是给自己干活，虽然不像以前天天能吃顿大豆包子，可是哪天都能吃饱”。
老杨头本来就害怕直往后躲，让他一叫根本就不知说啥是好，本想说点能让蒋或只满意的话，却说得颠三倒四，气得蒋或只大声说：“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常治仁急忙说：“算了算了，这诉苦的事就到这吧，蒋书记，现在往下进行”。
蒋或只起来，走到常治仁跟前小声问：“是批判会开始吗”？
常治仁点点头，蒋或只对汪福说：“老汪，批判会按计划进行”。
汪福站起来说：“把跟坏人干了反革命坏事的王蛇拉上台来”。
他们工作组的一个人把王蛇拉到前面，面对群众站在那。
汪福问他：“你知道你是犯的是什么罪吗”。
王蛇说：“知道，我犯的是现行反革命罪”。
汪福说：“说说你是如何犯的罪”。
王蛇说：“那是1967年秋天，阎善目来找我，要我和他去砸大队革委会，我一时糊涂被他蒙骗，就干了现行反革命的事，抽屉是他砸的，印章也是他拿的，当时我不知道这是反革命行动，现在我很后悔，我愿受到批判和惩罚，请革命群众批判我、帮助我”。
这时有人小声说；：“这小子真没小子骨头，自己干的事都推到别人身上”。
又有人小声说：“不推也不行啊，不推他自己就是反革命，他就得进监狱”。
汪福说：“谁在嘀咕，有话大声说，王蛇已把他的犯罪事实，交代清楚，现在大家发言进行批判”。
会场又肃静起来，人们似乎是摒住了呼吸，肃静得连蚊子打喷嚏都能听到。
汪福又喊了一声：“说呀，不让你们说，你们瞎说，让你们说，你们却不说了，你们是咋回事”。
会场依然很肃静。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了，汪福一遍一遍的喊人发言，可就是没人吭声。
常治仁，蒋或只等人，你看看他，他看看你，对这肃静的会场无招可行。
常治仁不得不说：“这会今天就开到这吧”。
蒋或只宣布：“现在散会”。
社员们忽的一下，一齐站了起来，急着往门外挤，在这肮脏的空气里，他们快要憋死了，他们多想马上就到外面，呼吸一下干净而新鲜的空气，让血液吸收足够的氧气，让他们的心能正常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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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坐以待毙智勇战众妖（四）
社员们很快的一下就走光了，只有队长留了下来。
队长说：“你们在这住还是回大队，要在这住我好给你们安排睡觉的地方”。
蒋或只说；“我们还是回大队，那里方便”。
常治仁站了起来，看看队长有些不好意思的说：“谢谢你，我们走了”。
常治仁边走边想，我是预料到这会不好开展，可万万没想到今天会这么被动，两个老头的发言太不像话了，而蒋或只却又对他俩进行批判，把个批判会的方向全搞错了。
常治仁越想越窝囊，这头一个会就没开好，看来我是真的要失败了，我是怎么了，我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很顺利，今天我是真丢人了。
一路只是低头在想，谁也没说话，很快的就走到了大队。进屋坐下，蒋或只说：“常特派员，要不要吃点东西，要不咱喝两盅”。
常治仁看他一眼说：“这会开得这么糟，哪还有心喝两盅”。
蒋或只说：“哎，不是开得很好吗，咱们不就是想让群众知道砸大队革委会是反革命行动吗，咱们不都说了吗，王蛇也说了，也承认了，这会开得很好哇”。
常治仁说：“老蒋啊，这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我们得让群众说他是反革命，让群众承认他是反革命才行。你看今天谁也不吭声，这哪是批判会呀”。
说完这几句话又接着说：“算了，算了，睡觉，明天再说”。
他嘴里说是睡觉，其实他哪里能睡得着，他原想有权，有支持的，有协助的，不说啥是啥吗。没想到，到了群众这里更难做。他想了很多，想到成功会有人欣赏他，会有人给他记功，他会升级晋职，又想到失败了又会是啥样呢。一夜翻来覆去也没睡着，天快亮了他终于想出个好主意。
早晨起来，他让蒋书记派人把各生产队工作组小组长叫来，他们开了一天的会，他让各小组长回去后，找两个在开会时诉苦的人，要告诉他们如何去说，然后再安排几个人，告诉他们批判会上如何批判。
各小组小组长，按照他的指示，回生产队去安排人，计划今天的批判会也就停止了。
第二个批判会又开始了，程序和第一次一样，到了诉苦时有两个人起来发言，使常治仁他们很满意，可是到了批判时，社员们还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工作组去找他安排的人起来发言，他们只是摇摇头，工作组的人一再让他们起来讲，他们只好对工作组的人说声对不起，我不会批。
批判会又肃静起来。常治仁不得不擦去他急出的汗水，宣布散会。
常治仁使出了最后一招，安排他工作组的人，再开批判会时，起来发言批判。
就这样，他们又在四个生产队开了四次批判会。
却说阎善目正在生产队里领着一帮小青年排演文艺节目《三世仇》和《一碗毛栗子》，他们起早贪黑地排练，非常起劲，生产队里突然来个工作组，给阎善目增加了很大的麻烦，因为这个工作组是对着他来的。公社把他在二龙山叫了回来，他就断定一定会有这一天。就是没想到现在才来，他以为早就该来了。
反右的后期他爱人定了右派，他叔叔定了右派，都是因为他非要让他们坚持真理不服输的结果。文化大革命也到了后期，阎善目很清楚，是该治“反革命”的时候了，他爱人被打成右派，很大的原因就是给领导提的意见太尖锐，这次文化大革命他给领导提的意见更尖锐，多年的实际经验使他深深知道，“土皇上”是得罪不起的，可是他一直是为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所以他不怕这些。
阎善目的判断一点不错，他们诬陷砸革委会是反革命行动为理由，给阎善目定了个“现行反革命”，组织一个以常治仁为首的工作组，下到大队，煽动群众，造舆论大批判，要将阎善目逮捕判刑，但他们知道直接与阎善目交锋，是斗不过他的，就以胆小又没有辨别是非能力的、又能被他们很快就能治服的王蛇为导火线，去各生产队游斗，大造舆论，让王蛇承认砸革委会是“反革命”行动，是他被蒙骗跟坏人干了“反革命”的事，想让大队所有的人都知道砸革委会是“反革命”行动，最后强制将阎善目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逮捕，达到他们的目的——那就是：如果他上诉，让来调查的人都取不出来他不是反革命的证言。
自从工作组到了大队，阎善目就一直研究他们的动向、他们的方式、他们的做法。因为这是个针锋相对的斗争，是个进监狱不进监狱的斗争，是他孤身一人与公社工作组的斗争。
尽管他们来势凶猛、招法毒辣，阎善目并没被吓倒，而且他取胜的信心实足。这是因为他有三点相信：第一点，他非常相信，共产党绝不会把一个革命的同志圈禁在共产党的监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