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终于醒了，她坐了起来，只觉下身湿乎乎的，她用手一摸，是鲜血，母亲流产了。当父亲回来的时候，母亲已经奄奄一息，脸色发白，躺在血泊里，她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我父亲，是鬼子来了，她是被鬼子吓的，说完了话，她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
阎善目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稳定一下伤心的情绪，他接着说：“母亲没了，只有父亲又是当爹又是当娘的扶养我们一对双胞胎。父亲外出干活时，只有我们哥俩在家，很多时父亲中午不回来吃饭，我们哥俩只好吃早上剩下的凉饭，五周岁时，有一天父亲干活回来的太晚，我们饿的太厉害了，就自己动手做起来，我在锅台上刷锅下米，哥哥烧火递水，从这以后，就开始做饭了，有一次做菜，切冻白菜，我切不动就剁，我高高的抬起菜刀用力的剁了下去，喀嚓，一下剁去了左手二拇手指盖。
有一次父亲给人家去稻田地里干活，我们哥俩一定要跟着去，经父亲的同意，我们去了。父亲在干活，我们俩在河边玩，看到河里有一棵水莲花，长的很好看，不知道河的深浅，就去采摘那朵花，哥哥先下到河里，一下没了影，我去救哥哥，也没影了，多亏父亲及时抬头，看不到孩子，知道是掉到河里了，急忙跑到河边把我们俩救了上来，父亲把我们放在河岸上，他看着我俩一口一口的往外吐水，他心酸了，他的眼圈湿了，这是我头一次看到他流出的辛酸泪水，他深深的‘哎’了一声说：‘这要是有你妈活着，哪会出现这样的危险事’。
父亲蹲在那，他两手捂着脸，身子有些颤动，好长时间，他才站了起来，去干活了。
日本鬼子统治时期，他们想把中国人饿死，不但要出荷粮(相当于现在的公粮)，把粮食要光，连土豆全都要去，堆在土龙山镇的东门外，全都冻了，一开春全烂了，人们饿的受不了，就吃树皮，树叶，野菜，野草，有的因为吃了有毒的野菜，中毒死了，有的活活饿死了。我们爷三个也没法活了，父亲干活都没人用了，没处挣钱活命了。
我八周岁时，父亲就领着我们哥俩，回到这个县来，投奔我的叔叔家。在佳木斯等船时，因为船晚来两天，我们由土龙山往佳木斯边走边讨要的钱，只够买船票钱，一天多没吃东西，饿的我一个劲向父亲要钱去买吃的。父亲说：‘买了吃的，买船票钱就不够了，你再坚持一下，等上船再说’。我强忍饥饿闭上眼睛，躺在父亲的怀里。
多亏一个好心人，救济了我们，他个子挺高，山东口音，有四十多岁，听到我要吃的，看我饿得难受的样，他从兜里掏出五毛钱，递到我父亲的手里，我父亲拉着我，让我跪在他的面前，磕了个响头，让我叫他一声‘干爹’，干爹看我一眼，把我拉了起来，亲了我一下，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可惜我再也没见到过他，这恩也就报不上了。
只想回到这里会好一些，可是这里也是日本鬼子在统治，人们的生活同样是在水深火热中，穷人仍是艰难的在活命。我九周岁时，为了能有口饭吃，我不得不去给人家去扛小活，给人家去放猪，不只是放猪还要馇猪食，割猪食菜。有一次中午睡觉睡过了头，放猪晚出去一会儿，就被掌柜的打得我三天不敢坐炕。我说啥也不再去给他们放猪了，只好我哥哥替我放完了下半年。十周岁时，父亲怕我这一年再干不下来，再往家跑，就把我们哥俩送到离家七十多里地的财神庙河西屯，给人家去放猪，我放猪的这家，两个老母猪四个克朗，一帮猪羔子，我不但要去放这些猪，要喂这些猪，还要筛瘪谷，割猪食菜，馇猪食。特别是筛瘪谷，我端着筛子特别费劲，每一次都累得我满身大汗，只要是在他家里，我一点也呆不着，我只能在放猪时才能休息一下。
只从我记事到十二岁，一年四季我没穿过鞋，没穿过裤子，放猪这几年，到了秋天溜茬时，是我最难过最遭罪的时候，那时秋霜来的早，每天早晨遍地是白白的一层冰霜，光着脚踩在地上，冰得我的脚刺骨钻心的痛，老母猪尿完尿我马上就站在尿窝上，我希望老母猪多多的尿尿，不停的尿尿，我好站在那里去焐脚。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东北解放了，但人们的生活并没提高，我家仍然很穷，我还是给人家扛小活，给人家放马放牛，我给南岭屯老刘家放马时，还有两头牛，在给牛盘纲绳时，被牛一个回头甲，打在我的鼻梁上，当时两个鼻孔流血不止，我就用野菜叶子去堵，血在鼻孔里凝成了血块，一次次的往出拿血块，又一次次的再堵上。
你们可以细看一下我的鼻梁骨，现在仍然还是歪的。
在日本鬼子统治时期我就是这样活过来的，我一小没妈的痛苦就够受了，我还要小小的年纪去干那我干不动的累活，不管怎样的挨冷受冻，我仍然要去给人家去放猪、放马、放牛。
黑夜终于过去了，天亮了。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土地改革，我家分到了土地、分到了住房，分到了衣裳。
我是在地狱里，是共产党把我推上了天堂，日本鬼子想把中国人饿死，是共产党让我们人人都有了吃粮。
受苦受难的我，是共产党给了我新生，我家有吃有穿了，我不再给别人放猪放马了。我高高兴兴的上学了，上学是我一直的梦想，是共产党让我实现了，我如饥似渴地学，我太爱上学了。可是1950年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中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为了保家卫国，为了不再失去人民的幸福生活，为了报答共产党给了我的新生，1951年在抗美援朝的高潮中，我放弃了我最盼望的最喜爱的学校，参军到了革命部队，我成了一位真正的革命军人。
国家的需要，我复员了，我不再是革命军人了。但是革命是我永远要干下去的，为保卫社会主义国家永远不变色，为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不管是反右还是文化大革命，我都是站在革命的最前锋，我一直是不惜我的生命去战斗，去冲锋陷阵，我深深的知道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我深深的知道革命的道路不是平坦的，它会有千难万险，但是这对革命者来说，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斜风，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恶浪，对革命者是无所谓的，因为革命者连死都不怕”。
阎善目的发言到此结束，他的发言不止是诉苦，也是郑重地向到会的全体人员宣告，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让人们知道他为什么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最后这几句话是对着常治仁来的，他用坚定的革命意志，向他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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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坐以待毙智勇战众妖（七）
阎善目的发言打破了常治仁的美梦计划，这是常治仁没有想到的突然袭击，他的计划乱了，他的思想也乱了。现在他才真正的感到阎善目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他有些后悔，悔他不该主动接受这个不该干的工作，悔他目中无人，悔他为什么事先没把阎善目彻底地了解一下。
常治仁听着阎善目的诉说，看着到会人员的表情，一个个是那么认真的听着，没有一个人在动，会场是那么的肃静，对阎善目的诉说，人们是那么的同情。常治仁的战斗意志没了。
阎善目发言完了，常治仁不得不慢慢的站了起来宣布：“今天的会到此结束，散会”。
说散会，马上叫了蒋或只等人走了，让王蛇回家，他们回了大队。
走在路上蒋或只问常治仁：“老常，这批判会咋不往下开了，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你的脸色可是不太好”。
常治仁说：“这会还能往下开吗，开了，批判谁呀，这哪是咱们要批判王蛇和阎善目的动员会，分明是阎善目与咱们宣战的动员会。你没看群众的表情，都被他动员去了”。
说到这，他深思一会儿说：“明天再开个研究会，得好好研究一下，下步到底怎么办”。
第二天他们叫上来几个骨干，研究了一上午，决定常治仁亲自到阎善目住的生产队，调查阎善目的问题，哪怕是有一点点错的地方，有了实质性的东西，好直接去批判他。并决定调查完了，再研究下一个批判会是哪天开，怎么开。
常治仁到了阎善目住的生产队后，就挨门挨户的一家一家的走访，他不信问不出来阎善目做错的地方，他问了老头，问小孩；问了壮年，问青年，这些人一致说：“他在生产队没有做错的地方”。
常治仁又了解一下都谁和阎善目不对付有过矛盾。他找到石士杨，就对他说：石士杨，你好好想一下，阎善目在生产队，到底有没有做过错事的地方。
石士杨说：“说实在的，我们完全不是一个观点，可是你让我给他提错的地方我还真找不出来”。
常治仁问：“难道这些年在生产队连点小偷小摸的都没有”。
石士杨说：“别说他呀，你问问大伙有没有见到她老婆孩子偷摸过，他看香瓜地那年，没有一个大人或是孩子到过地边，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他的孩子就从没到过地边”。
常治仁在这屯子转了一天，他失望了，他觉着是真不该把阎善目打成是现行反革命。他不想往下再搞了，他泄气了。但是当他想到领导对他有恩，对他的信任，对他的期望，要提拔他当副社长，又想到阎善目用这种方式骂他，他又来劲了。他又振作振作精神，向大队走去。他要一定取胜，他要不顾一切得将阎善目置于死地。
回到大队就对蒋或只说：“这个队太保守了，没有人提问题，算了，不让他们提了，我们仍按原计划，用工作组的人去发言，还是通过狠批王蛇，让他听砸革委会就是反革命行动，看他能不能按着咱们意图去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