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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月月:其实潘氏兄弟当时没有急着走。后来我才知道,潘大伟当初基于各方面考虑,确实是想交琴与天龙帮和解。但冯世民居然答应得那么痛快,却出乎他的意料。而且冯世民指定在美高夜总会见面,令人不能不疑,他不能不翻来覆去地琢磨这是不是冯世民安排的一场鸿门宴。而且仔细一想,退一万步说,就算冯世民确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这个交琴方案对潘家来说,也有很大的后遗症。如果冯世民在得到小提琴后很快被大陆警方扣押并将提琴收缴,很可能会使天龙帮猜到潘家与大陆公安早有勾结,设下圈套,不但不会和解,反会仇恨增大,更加势不两立了。

    辗转犹豫之际,潘大伟突然想到,从天龙帮投靠潘家的那个人原是冯世民手下一个建筑公司的工头,曾经到北京具体指挥过美高夜总会的装饰工程,对美高夜总会乃至美高大厦的内部建筑结构,应该了如指掌,于是叫来细问。那人如此这般描述一番,还画了张平面草图,美高夜总会前后左右的空间通道,—一在目。潘大伟看了,面上没露声色,心里暗生杀机。他找来妹夫和几个心腹,商议了一下,决定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自己摆下鸿门宴,就此除了冯世民这个世仇,造成天龙帮群龙无首,内部争斗的局面,潘家才有出头之日。

    决心一下,潘大伟让他的妹夫留在香港坐镇,自己带了几个人,亲自飞到了北京。这件大事,非他弟弟潘小伟不能办,而他这个洁身自好的任性的弟弟,也非他亲自游说,否则是绝不肯沾上血腥的。

    于是在亚洲大酒店轰鸣震耳的迪斯科舞厅,在热浪逼人的桑拿浴室,他对潘小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迫之以威。这是潘氏一门生死存亡的一步棋,作为潘家一员,潘小伟理应是个过河的卒子。实际上弟弟应该明白他现在已经过了河,绝不能亲者痛仇者快,退步往回走!

    大约天地万物间真有什么看不见的法则规律,不然潭拓寺的高僧怎么就那么准地算出了冯世民的灾数?木然二十五号晚上潘家在美高夜总会怎么就干得那么顺手?后来了解到的情况证实了现场勘查的结论绝对正确。潘小伟在隔壁潘家两个保镖的接应下,从ktv包房出去,走厨房通道的安全楼梯,一直下到底层卸货平台。潘大伟和另一个心腹早已驾着一辆面包车候在这里,从容不迫地把他们接走了。

    海岩:把他们接到哪儿去了?

    吕月月:差不多在我们处长赶到美高夜总会的同时,潘氏兄弟出现在天龙饭店的大堂里。

    海岩:潘小伟原来不就是住在天龙饭店吗,他们是不是也想杀个回马枪来个出其不意灯下黑?

    吕月月:不,他们并没有到前台登记租房,而是直接到了行李寄存处。潘小伟拿出一个寄存牌,牌子上写明的寄存日期,就是他十多天前从香港飞抵北京的那一天。

    海岩:啊,我明白了,他住进天龙饭店的时候就在这里存了一件行李。

    吕月月:他从香港来实际上随身带了两个皮箱,一个装着他的日常用物,另一个按照大哥的嘱咐在入店时存在行李房了。

    海岩:这是什么行李,值得他们冒险来取?

    吕月月:这个箱子是潘大伟交给弟弟带到北京的,潘小伟并不知道其中何物。

    他们取出箱子随即离开饭店上了汽车,潘大伟就在车里把箱子打开查看。箱子里装了些零零碎碎的衣服。播大伟三下两下将衣服翻开,在衣服下面的东西暴露出来的刹那,他的脸色显出几分凝重,潘小伟借着车窗外路灯惨淡的光,他看到了……

    海岩:一把意大利小提琴!

    吕月月:对!

    海岩:月月,我们说了这么多天,可直到昨天,这个故事的真正主角——意大利小提琴才千呼万唤地露了面。潘大伟也真敢冒险,竟然把琴就藏在天龙饭店的行李房里。

    吕月月:潘小伟是按他大哥的交代存了这个箱子,他当初还以为这是大哥的重要文件或是文玩细软一类呢。

    海岩;那么事已至此,你们公安局下一步该怎么搞呢?

    吕月月:丢兵报将,人财两空,这案子在渐入佳境时突然急转直下,一败涂地。

    除了继续组织力量,查缉搜寻潘小伟之外,当时处里和队里,特别是我们这个专案组剩下的问题,主要就是检讨反思,听候处分了。

    我自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潘小伟送我的生日礼物,退还给行政科。那只娇小玲珑的真皮手包上,被地下车库电话亭窗户的玻璃划了一个显眼的外伤。行政科的一个女同志在验收登记时反复查看着那个划痕,皱着眉问:

    “怎么弄成这样了?”

    我一时不知该怎么解释来龙去脉,只好简单说:“啊,划了个口。”

    女同志面带不满,收了东西。当我走出房门时听到

    她对屋里的其他人嘟囔:“再好的东西,一说用完要交公

    就都不爱惜了……”五月二十六号、二十七号,我们动员力量在全市各

    涉外宾馆饭店反复查找,没有发现潘小伟。在全市各出

    租汽车公司中也查了两天,同样未见线索。飞机场和火

    车站是最早接到通缉令的地方。到了二十八号,我们估

    计,潘小伟现在依然滞留在北京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说不定他在二十五日当天已经连夜离京,甚至此时还在

    不在中国大陆的境内,也很难说了。那几天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像害了大病似的,内

    心的一切感觉都变得矛盾、混乱、颠倒。我想潘小伟现

    在在哪儿?这些天几乎形影不离的相处,我以为我了解

    了他,我以为他真的纯情,真的堕入爱河,真的把我当

    作可以和他一起筑巢而栖,天真相爱,像童话一样生活

    的伙伴。可他突然离我而去,一去不返,甚至没有道一

    声再会,道一声珍重。他明知道二十五号我们在“亚

    洲”他的房间里吃的那顿饭是我们最后的晚餐,可他为

    什么还要在饭前那么激动地向我袒露他的心?是作戏吗?

    是玩笑吗?是欺骗吗?可这样对他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真的混乱极了,因为我不断地想到他的那张脸孔

    ——笔直的鼻子,红红的嘴唇,短短的头发;想着他登

    天安门时跳跃着爬楼梯的样子;想着他在天坛冲着回音

    壁说了那么多可笑的傻话;想着他用望远镜偷看京城一

    个窗口里发生的夫妻纠纷……想着他喜欢诗人顾城,喜欢顾城的浪漫和离世,喜

    欢顾城的超凡脱俗和想入非非。可难道喜欢顾城就非要

    像顾城那样去杀人,那样难以理喻吗?和顾城那个世外桃源的激流岛相比,也许潘小伟有一个恰恰相反的处境,也许他恰恰身处在一个比一般人的生存环境更赤裸更残酷的现实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做的一切也许都不是出自他的本意和天性,他必须承受他的年龄本不该承受的压力和矛盾,和其它很多我们无从知晓的事情。

    也许我把一切都想错了,也许他很善,也许他很恶!

    二十六号和二十七号整整两天一夜,队里很多人都没有回家,忙着清理现场勘查材料,起草给上级的情况报告,部署对潘小伟的围追堵截。二十七号下午我实在困乏失态,就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潘小伟坐着我们那辆老式的桑塔纳,不知去向何方。

    我开车他在旁边不停地亲我,还做了许多亲昵的动作说了无数缠绵的话。车至半途天色突变,风卷砂石,雷雨大作。有人用力敲我们的车窗玻璃,我对潘小伟说快跑有刺客。潘小伟说别慌可去同他们讲理。他把怀中抱着的一个婴儿交给我——这孩子是谁?——然后下车去和那几个歹徒理论。我发现他们像是很熟,像兄弟姐妹一样有说有笑。说笑片刻竟亲热如家人般勾肩搭背扬长而去,抛下我不闻不问。我情急大喊,怀中婴儿哭声震耳——这孩子是谁?——我不知该怎样哄他。忽又见一男子持枪向我走来,抬起一脚将车窗踢碎,慌乱之中我无处躲藏,心跳得接近窒息,绝望无助闭目等死。那男子向我连发数枪,我立刻感觉胸口被压迫得无法呼吸,脑子里幻化出金星万点,四肢厥冷,口唇发麻,不知自己是否已死,是否已灵魂出窍……

    这时我醒了,是被刘保华摇醒的,他吃惊地瞪着我,问我怎么了,是不是做噩梦了,干吗出这种怪声。我摇头喘气,感到汗透内衫,疲惫已极。小薛在一旁看我,见我没事了便又坐下。

    小薛那几天在办公室里一直不理我,我知道我伤害了他,可我没有心情再去解释什么。

    五月二十八号清晨我真的发了烧,既不是感冒也没有炎痛,可这无名高热一下子就把我打倒了。我妈打电话到单位给我请了假。恰巧那天万副局长亲自到我们处来,参加了由处长召集的小提琴一案的研讨会,参与这个专案工作的同志除我因病缺席之外,都被通知到会。

    和万副局长一起来的,还有两个面目严肃身份不明的陌生人。我们开会的时候他们一言木发,只是认真地听,在小本上密密麻麻地记。

    据后来刘保华的形容,那天会议的气氛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大家都想往角落里坐,处长叫大家坐拢些,李向华和我们几个分别挪了挪位置,伍队长依然坐在最边上闷头抽烟。处长看了他一眼,没再叫他。

    万副局长首先做了开场白,他说今天咱们就算是专案组内部的一个研讨会,案子搞成这么一个结局,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客观现实摆在这儿,没有办法,需要我们认真回顾一下,反思一下。今天先不谈责任,先分析原因。当然也不反对批评和自我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