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岩：你这样说他们相信吗？
吕月月：他们又问：“你们呆在承德、上海，一直到广东，这么多天你都没抽出机会和家里联系吗？”
我说：“他们看得太紧了，潘小伟寸步不离。”
老同志突然问：“他们干吗要绑架你，你自己分析过吗，他们出于什么目的？”
我说：“大概是想如个人质吧，我是警察，又是女的。”
海岩：不过，你这样解释，连我这个没搞过公安的人听了都觉得有点牵强，那些老公安会相信吗？
吕月月：也许不会信，可我又能解释出什么呢。我想，他们信不信都没法定我什么罪名。说得残酷一点，潘小伟死了，他哥哥死了，能作为证人的所有人都死了，我说得合理不合理，他01都无法推翻。
海岩：他们这样提问你，我看和审查叛徒差不多了，你有没有做点儿戏表示一下愤慨和委屈呢？
吕月月：……没有。后来他们可能是出于政策的需要，对我做了些同样牵强的解释，说主要是为了搞清潘氏家族绑架我的动机目的，希望我能正确理解等等。
谈完话以后，我松了口气，队长送我回来，我们出了市局大楼往停车场走。夜里下了大雨，地上积了一连一洼的水，此时劲雨虽过，但仍有细线般的雨丝，匆匆地栽种在水洼里，化出无数若隐若现的圆圈，天色依然晦暗得如同夜幕降临。我们的肩头很快被雨水打湿，但队长若有所思并不急行。他一路沉默，使我有点心慌，我对他说：
“队长，那天，我本来是准备到隆福大厦给冬冬买小提琴的，我答应过他，可我没有来得及。”
队长没看我，说：“啊，不用了，我已经给他买了。”
我说：“队长，我很久没有听到你的教诲了，我心里有很多话想对你说。”
队长站住了，站在雨中看我，他的目光深奥得令人生畏，他猝不及防地问了我这样一句话：
“我想弄明白，月月，你既然已经跟了他，为什么又要打那个电话？”
我心跳加剧：“什么电话？”
“就是那天半夜你从三水镇打到北京的那个电话。”
我愣了半天才脱口说：“那，那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你在最后一刻觉悟的呢？”
伍队长的意思是明确无误的，他几乎是直截了当地暗示了我出走的性质，冷冷的、不动声色地把我的那层幻想的薄纸，一下捅破了。
雨丝飘在脸上，木然无觉，仓促中我心存侥幸，装作浑然不知地答道：
“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直到在三水镇的那个晚上，他们对我看得松了，我才……”
“月月，”队长没让我说完，“我知道，你特别聪明，这我都知道。但你别忘了，我已经快五十岁了，你蒙得了我一时蒙不了我一世。”
我不知不觉几乎发出了哀求的声音：“队长……”
“你怕什么？你很清楚能证明你的问题的人都不可能再讲话了，你还怕什么？你怕我吗？”
我把头低下，低下头回避开伍队长锐利的注视，我流了泪，不回答。
队长替我回答，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替我回答：
“你觉得有利可图所以你跟他去了，不惜抛弃你的母亲和你的组织，抛弃关心你帮助你的所有人。后来你觉得无利了，或者他得罪了你，或者你想家了，所以你又出卖了他！”
我双手掩面，双肩抽动，“队长，别这样说我，别这样说我！”
我感到自己的心已经粉碎，并且伴随着难忍的疼痛，我流着泪企盼着队长能给我一句原谅的话，哪怕仅仅是一个温和的脸色，但是他没有，他抛下我转身走向汽车，带着极大的厌恶，低声说了句：
“你太可怕了！”
他拉开车门坐进去，把车发动起来，我站在雨里痛哭失声。汽车从我身边粗暴地开过，把地上的脏水溅了我一头一脸，不加任何犹豫和停顿地扬长而去。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已身败名裂。
我徒步走回处里，浑身淋得湿透。我想他们一定会开始审查我处理我了。但后来没有。
当然，也没有人再为我请命呼吁嘉奖。
一个星期以后，上级决定授予小提琴案侦破组集体三等功，这是我吃午饭时从食堂卖饭票的管理员口中得知的。他说，
吕月月，今天他们都开受奖大会去了，没通知你去吗？
我决定辞职。
辞职报告写得很简短。我感谢了组织上对我的各方面的关心帮助，表示自己目前的能力和身体都已不再适应公安工作。这个报告队里和处里很快就批了，大家心照木宣。我交出了警服、警徽、办公室和文件柜以及集体宿舍的钥匙，以及一切应当交出的东西。没有欢送会，我也没和任何人道别，就在这个我原以为会在此战斗一生的机关里，悄悄地消失了。
我放在宿舍里的行李是刘保华帮我拿回地安门的。他对我说月月你最好能去和薛宇打个招呼道个别，我昨天又看见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悄悄地哭了。
我说好吧我会去的，但我没去。
这个小提琴的故事，和我的故事，都讲完了。
第二十六复谈话
吕月月：我没想到你今天还来找我，你要的是故事，故事讲完了，我还以为就再也找不见你了呢。
海岩：你是木是认为人和人都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吕月月：不全是也差不多吧。
海岩：那你利用我什么呢？你并不谋求我的剧本发表后共分稿费，可你还是认真负责地讲完了整个儿故事。
吕月月：……怎么说呢，这两年我很寂寞，人一寂寞就会怀念，我常常会想起潘小伟，我想假使我后来跟他去了国外我们会生活得怎么样呢，也许是我自己撕碎了一个本来已经属于我的美丽的未来。现在我对未来一无幻想，但回忆比谁都多。
也许你听了觉得笑话，我闷极了的时候常常用潘小伟的姓呼我自己的bp机，有时候看着bp机上显示出6c这两个字母，就像吸了鸦片一样觉得身上的血能流快一点。自我从公安局辞职后，我就在所有熟人朋友中消失了。两年来我没对任何人诉说过一句往事一句委屈和一句忏悔。
海岩，也算是你让我好好地宣泄了一下。可现在故事讲完了，你满足了，我又得到了什么呢？
海岩：其实我倒愿意分给你稿费，哪怕把稿费全部给你，要是你允许我发表的话。
吕月月：别收买我了。我想我现在的收入供自己喝粥是没问题了，还不致于要拿自己的痛苦卖钱花。
海岩：你从公安局出来是不是一直干夜总会？夜总会的收入恐怕比当警察高多了，你是不是觉得因祸得福呢？
吕月月：刚辞职我找不到工作，也没什么积蓄，我妈也没有。所以，我没工作就无法生活。
海岩：像你这样条件的年轻女孩，大学文化，外形又好，恐怕不会找不到事干吧。
吕月月：我先是到人才市场去，最初有一家报社要我，条件谈得很好，可后来突然不要了，说是领导不批，我估计他们是到我们处里调查我去了。从公安机关不明不白辞职的人，人家也不能不慎重。后来又有一家大公司要我去当女秘书，也可以算是公关小姐，许愿说以后能分我房子，一切都谈好了，也面试了，结果后来也没再跟我联系。请岂：你没去问问吗？
吕月月：没有，我清楚问也没用。
那时候对我来讲已到了最后关头。我妈身体弱，年龄大，没户口，更找不到工作。我辞职的事对她打击很大，她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但她毕竟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比较敏感，因此断定我肯定是犯了错误。她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编了一套谎话给她，我告诉她是因为工作失误造成损失和上级闹翻与同事不和等等等等。我妈看得出我那阵情绪极度低落，所以她也不想刨根问底埋怨我。
海岩：她相信你的话吗？
吕月月：那时候我们的问题主要是生存，所以她也没心情多加怀疑。说实在的那些天我出门联系工作连公共汽车地铁都不敢坐，再大的太阳再远的路，我也只能借邻居的自行车骑着走，再渴也不敢喝一口冷饮。我妈托了很多人，只要是工作，哪怕工资就二三百，我也干。后来她一个同学给联系了一家公司，是个体的还是民办的我说不清。那种公司不很正规但工资较高，而且不要档案，不用政审外调，说好每月工资一千，干好了还加，但工作比较辛苦，要经常陪着经理到广州上海黑龙江海南岛去公关宣传推销应酬。其实我并不怕辛苦并不怕出差在外，只要能挣钱能让我和我妈在北京继续活下去我什么都干得了。可就在这时候，有一件事突然冒出来，把所有这一切安排都打乱了。
海岩：什么事？吕目目：我怀孕了。
海岩：啊！怀孕了？是潘小伟的吗？
吕月月：是他的。我生理反应越来越大，我和我妈开始都以为是生了什么病，于是妈托熟人关系带我去医院，医生检查完，告诉我妈什么病也没有，就是妊娠反应，只要回去注意休息注意安服加强营养别吃刺激东西就行了。
我妈几乎惊呆了，她事前一点也没想到，可她似乎在刹那间就明白了一切。她拉着我回家，让我歇着不让我干活儿，我问她医生说什么来着，我这算什么病要紧不要紧？她不答，搬了个凳子坐在我面前，她的面色是慈祥的，平平静静地问我：
“月月，你肚子里有孩子了，你能告诉妈孩子的父亲是谁吗？”
我愣了，我没想到我的身上居然还留下了潘小伟的一块血肉，我哇一声哭出来，不知是喜极而泣还是悲从中来！
我妈问：“是那个姓潘的吗？”
我承认说是。
妈问：“你是因为这事辞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