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立即以自己身染重病为由，递上辞呈，溜回老家。
明廷只得另觅人选，决定让兵部右侍郎解经邦经略辽东。这位文人胆子奇小，连连辞任，即使被朝廷革职也再所不惜。丢官可以回家颐养天年，丢命可就吃啥不香了。
最后，明廷只得进行“民主”集议，谁得票多，谁就得去。选了半天，王在晋被大家选中，任其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如此职高权大的位置，王在晋力辞。
最后，明熹宗发愤翻脸，表示如果再敢推辞，“国法不容”。
勉强之下，王在晋只能受命。他集中近十二万精兵于山海关，本人坐镇关上。
城上危楼控朔庭，百蛮朝贡往来经。
八窗虚敞堪延月，重槛高寒可摘星。
风鼓怒涛惊海怪，雷轰幽谷泣山灵。
几回浩笑掀髯坐，羌笛一声天外听。
此诗名为《镇东楼》，乃明朝成化年间进士萧显所作。镇东楼，今人可能茫然不知此楼为何物，其实就是我们游客所理解的“山海关”。
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大将军徐达在今天的山海关建关设卫，而“山海关”之名，也是由彼时而起。此雄关倚雄伟的燕山，襟带辽阔渤海，是一道坚固的防守关垒。而“镇东楼”仅仅是山海关城四座门楼中的一座，其余三楼为望洋楼、迎恩楼、威远楼，每座门楼外都有瓮城环而卫之，但如今保存完整的只有镇东楼瓮城，其余三楼的瓮城均毁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天下第一关”五个雄浑大字，相传为萧显所书，又有一说为明朝大学士严嵩所书。笔者个人认为，如此气势恢宏、典雅大气的书法，应该是当过相爷的人才能写得出，所以，严嵩可能是五个大字的书写者。萧显的官职，最高不过是兵科给事中、福建按察司佥事这样的“司局”级，书法也不是特别闻名。但恰如“苏黄李蔡”四大家，后人认为“蔡”是蔡襄而不是蔡京一样，皆为“忠奸”心理所致；人们感情上倾向于本身老家是山海关的萧显，而不是身为相爷的声名不好的严嵩。
搜索史志，可以发现山海关历史悠久，商朝时其地属孤竹，周朝时属燕地，秦汉属辽西郡，至隋文帝时代，在这里设置榆关，唐朝又属临渝县，宋朝时此地属于辽国，设迁民县，元朝时称迁民镇。延至明代，始称山海关，归隶永平府管辖。清朝、民国属临榆县辖下。1948年底，山海关解放，辖于秦榆市。1949年春，秦榆市改称秦皇岛市。
山海关在辽西走廊西端，又是万里长城的东部起点。极目北眺，燕山长城如带，雉堞丛立，周绕青山，雄瞰一方；挥手南指，渤海碧波万顷，石城入海，拱卫海疆；西边的石河，是阻敌入侵的天然深壕（解放后修水库，即现在的“燕塞湖”）；东有观喜岭，又是御敌的天然屏障。自南北朝时期开始，北齐在556年（天保七年）就开始在燕山山脉修筑长城三千里，西起西河总秦戍（山西大同），东到大海（山海关），至今在抚宁石门寨，仍可发现北齐长城遗址。隋朝时，隋文帝时代汉王杨谅以及日后的隋炀帝数十万大军东征高丽，均从临榆关（山海关）出大军。唐太宗御驾征高丽，仍是由此出击。“长城之枕护燕蓟，为京师屏翰，拥雄关为辽左咽喉”（《畿辅通志》），明清时此关更是为京师安全的关键屏障。中原政权一直倚山海关为峻险雄关，但五代时后晋的卢龙节度使周德威愚勇不为备，致使榆关被契丹人攻克，遂失屏障。
从军事史角度上讲，山海关最重要、最出名的年代在明朝。大将军徐达发燕山等卫屯兵一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平、界岭等三十二关，筑山海卫城，又在山海关附近开设码头庄港，使其成为接转山东粮饷和向辽东转运的转输港。
本来，明朝前期，主要边防力量皆在今天的山西、内蒙等地，严防退走大漠的蒙古人卷土重来。但是，明中期开始，东北满族分力兴起，辽东成为边防重地，明朝几乎可称是竭尽四海之物力以在山海关备战，每每在此处关垒内外布防重兵十数万人，成为阻止满洲铁骑入北京的最重要之地。
由于是咽喉要地，山海关系天下安危于一垣。几十年来，满族骑兵屡屡试探性进攻，但均于关前止步，无法逾此天险雄关，只能多次绕过山海关从别的隘口越过长城驰骋于华北平原。虽然克胜连连，但皆是得而失之，抢掠而去，原因很简单：
“山海关控制其间，则内外声势不接。即入其它口，而彼（明军）得绕我后路”（魏源《圣武记》）。
由此，清军即使绕路攻入山东、直隶的郡邑，抢掠后很快就弃而去，主要就是因为山海关阻隔，怕腹背受敌。
山海关这一组庞大的防御体系，是经过明朝二百六十多年长期经营而最终完成，它以长城为主线，以山海关城为中心点，共有十大关隘、七座卫城、三十七座敌台、十四座烽火台等建筑组成，不仅主次分明，且点线呼应，布局合理，设计科学。其十大关隘南从老龙头开始，中间经山海关城，东北延至一片石（九门口），共二十六公里，十座险关扼咽，重峦叠嶂，入海为城，确实有“一夫当关，万人莫开”之势。值得一提的是，民族英雄戚继光在平定东南沿海倭患后出镇蓟州，在山海关一带大修武备，训练士兵，改进武器，巩固了山海关一带的山海之防。
王在晋本人并不知兵。他到任后，并无提出有价值的战略思想，只提出他自己的“八字方针”——拒奴抚虏，堵隘守关。后四字不必讲，核心内容是前四个字，拒奴，就是抵御女真的后金；抚虏，就是想大砸银子收买蒙古部落来“以虏制奴”。此外，他还提出在山海关外重筑一关的不切实际的臭招。幸亏不久后，为明熹宗侍讲的大学士孙承宗前往山海关做实地考察，与袁崇焕等人一起否决了王在晋关外建关的荒谬建议。
这位王尚书在山海关几个月，基本没干实事，皇皇万言的奏书写了许多份，皆是书生空谈。
别的大臣视辽东如畏途，大忠臣孙承宗却以大学士之尊，自己主动要求去山海关担任辽东经略。他到任后，推荐副总兵赵率教、满桂二人为助手，与袁崇焕一道，坚持力守关外的战略方针，在宁远、锦州一线布防，依托山海关，使之成为自努尔哈赤至皇太极均不能逾越的坚实防御体系。
孙承宗派出将领至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大凌河、小凌河各处筑缮城守，如此，自宁远城向前又推进二百多里，其间至山海关共四百里，加固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大防线。
孙大学士卖命卖力如此，由于京城内大太监魏忠贤等人的迫害，他们以柳河之战明军损失几百人为口实（柳河之役是明将马世龙的冒失进攻，其实只是小规模战败，无碍大局），竭力攻击孙承宗，最后逼使他不得不请辞回家。
孙承宗走后，阉党成员高第接手山海关防御。
这位高第甫上任，出于胆怯，他就下令撤除宁锦防线，命外出明军回缩到山海关布防。为此，身在宁远的袁崇焕毅然抗命不从，表示宁可死于城中，决不回撤。
袁崇焕坚决，别的明将不得不听命，纷纷从锦州、右屯等地狼狈回撤，丢失粮储无数。数十万辽民，也哭天喊地地被逼回关内。
袁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其为人慷慨有胆略，好谈兵，常以边才自许。天启二年，他由邵武知县任上入京述职，为御史侯恂推荐，破格拔用，升为兵部职方主事。
广宁溃师，无数明军明将败撤于关内，惟独袁崇焕一人单骑出关，随行随观，精心记忆山川形式，并详细记录防御要点。回京后，他上疏奏言：“给我兵马钱谷，我一人足守山海关外！”明廷当时为之一振，立擢其为佥事，监关外军，发帑金二十万给袁崇焕，让他招兵买马。
行前，他去看望了被软禁在京城的熊廷弼。两人晤谈整整一天，相见恨晚。特别是老熊得知这位袁爷自己持同样的“先守后战”的战略方针，大喜之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向袁崇焕传授了自己宝贵的战争经验，并画详细地图与对方。
到山海关后，袁崇焕抚定哈剌慎诸部，深夜进驻中左所（距山海关约四十里）。在孙承宗支持下，他在天启四年（1624年）重筑宁远城，使这个原本的堡垒小城，俨然成为关外重镇，防守设施极其完备。
果不其然，天启六年（1626年）开春，努尔哈赤亲率六万后金精兵，矛戈一新，直向宁远城杀来。
此城位于辽西走廊中段，西距山海关一百公里左右，东距沈阳三百公里，北依高山，南濒大海，实为通往山海雄关的咽喉所在。
此次出兵，后金号称二十万。努尔哈赤抵达宁远后，先招降袁崇焕。
袁崇焕笑谓使者：“二十万大军，没那么多吧，听说只有十三万，我大明将士，又有何惧！”然后，他率大将满桂、祖大寿等人集体招集将士，誓以死守。
为激唤忠义之气，袁崇焕热血为书，亲执牛酒，遍拜将士。明军上下思愤，踊跃效死。
于是，在袁崇焕精密布置下，明军尽撤城周百姓入城，坚壁清野，并在城上安置了当时最为先进的西洋“红夷大炮”十余门。值得一提的是，宁远城内，明军只有兵力不到二万人。
见劝降不成，努尔哈赤下令后金军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