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巷里只有空洞的回声。保良犹豫了一下，顺着窄巷寻踪而去，出了巷口不见人迹，只有坡地上那座庞然大物的废窑横垣眼前。保良不知为什么竟下意识地放轻了脚步，做贼般地摸到了废窑跟前，他忽然听到窑里传来笑声，那笑声让保良心惊肉跳，因为他几乎可以断定，那轻松笑着的家伙，就是父亲以前的同事小于叔叔。
保良心口突突跳着，踮着步子慢慢往前，尽量不让脚下发出一点声音。他终于看到了于叔叔。于叔叔嘴角的笑纹，这时尚未收净，在那副轻松表情的对面，是一个微驼的背影，那瘦削却又宽阔的脊背上，架着父亲硕大的头颅。
也许是听到了什么动静，于叔叔的目光抬起，向保良这边扫来，保良的心脏，几乎从嘴里蹦出。他不知为什么对从小相熟的这位小于叔叔，甚至对生养自己的父亲，此时竟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害怕自己真的看到了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他因此而不敢正对于叔叔那道突然扬起的锐利目光，他仓促间选择了逃避，他向窑口的方向亡命狂奔。
他们也发现他了！
父亲在身后叫他：“保良！保良！”叫第三遍时保良停住了，但不敢回头。父亲从身后过来，问他：“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保良喘气喘得胸口发慌，他上气不接下气地答道：“妈……妈让我……让我喊你吃饭！”
保良说完这话，仍然不敢回头。父亲说：“你们先吃吧，我和于叔叔谈点事情。”
保良低了头往窑外走去，父亲在他身后又说了一句：“你和你妈先吃！”
在那之后的几天，大家还在想方设法寻找姐姐。父亲和母亲，二伯家的人，特别是二伯的儿子权虎，打电话找遍了姐姐所有的同学朋友，希望姐姐的失踪，只是一场负气出走。公安局的人也来找父亲、找权虎、找相关的人员了解情况。权虎还让人把姐姐的照片登在网上，悬赏寻人。二伯也花钱在省里的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马上快过元旦了，年头年尾，一天天临近，催得人人心急如焚。也许只有保良一人看得出来，在父亲那张表面焦急沉痛的脸上，隐含着一丝平静和轻松。尤其是在母亲哭着抱怨父亲不该干涉女儿恋爱自由的时候，父亲居然说：我们一时见不到她，也比她跟人私奔了恨我们一辈子强！
十三岁的保良，想姐姐想得发疯。
十三岁的保良，心里包藏着巨大的惶恐。
在寻人启事见报后的第四天，姐姐突然回到了鉴宁。
姐姐回来了，但没有回家，她用一个电话把权虎约到了他们经常相约的一个路口，并且嘱咐他不要告诉任何人。所谓任何人，当然也包括他们双方的父亲母亲。
权虎悄悄赶到路口，他在那个路口站了不到一分钟，就看到姐姐从街的对面快步跑来。姐姐跑过马路，跑向权虎，她紧紧抱住了权虎，然后泣不成声。
姐姐的归来，证实了她的“失踪”，确实是父亲亲手策划的一起“阴谋”。这起“阴谋”的目的，还是为了反对姐姐持意不肯放弃的这场门弟不合的爱情。
在所有人看来，父亲实在愚蠢到顶。他以看中医的名义把姐姐带到省城，又在省城找到公安方面的熟人朋友，把姐姐“软禁”在一个四面高墙的院子当中。虽然吃喝都有人安排照顾，但这是长久之计吗，你能关她一辈子吗？姐姐和父亲一起住在那院子中的一幢三层高的小别墅里，她的手机从一开始就让父亲藏了，楼里的电话也打不了长途。三天后父亲说要出去办点事情，让她等在这里不许乱跑，从此便人不见影鬼不见踪。院子里的人每天用各种花言巧语试图稳住姐姐，以致姐姐一周之后才发觉情形不对，但院子的大门始终锁着。这期间父亲给她打过几次电话，先是骗她稍安勿躁，耐心等他回来，后又挑明如不放弃与权虎结婚的想法，就不让她回家。
姐姐又哭又闹，她后来才知道这院子原来是公安局的一个内部的招待点。保良后来回想，这个“计谋”肯定是于叔叔出的主意。因为父亲在去省城之前，曾在体育馆和于叔叔鬼鬼祟祟地碰面，在父亲回来之后，又在废窑弹冠相庆地接头。在他们自鸣得意的时候，也许没想到姐姐在省城的那个小院里，已被逼成困兽。
那个小院、还有院里的三层小楼，都是空着的，只有一个老头和一个中年妇女日夜守着姐姐，不许她出去，每日好言相劝，茶饭伺候，无非劝她要听父母的话，劝她在这里好好安静几天，等父亲过来接她回去。
在明白真相的第三天深夜，姐姐从三楼卫生间的窗户顺着楼后外墙的下水管子爬了下来，手和腿都蹭出了见血的伤口。当她的双脚着地后她顾不上疼痛，向着大街的方向飞快奔逃。天亮后她用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买了火车票回到了鉴宁，在那个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路口，见到了她的爱人权虎。
权虎马上把姐姐带到二伯那里，声称要立即与姐姐结婚。他们没有告诉二伯，这时的姐姐，其实已经怀有身孕。
二伯给出的态度非常明确，第一、不反对他们相爱和结婚，第二、他对姐姐说，我跟你爸爸是几十年的兄弟，你嫁到权家来，你爸必须有个态度，哪怕他到我这儿来点个头，也就算数。他不同意，你们就不能办结婚手续。你们别让我们做老辈的，为你们伤了和气。
二伯的态度与其说是支持，不如说是反对。
姐姐和权虎决定私奔。
保良是从父亲接到一个电话的反应上，知道了姐姐已经回到鉴宁。父亲接了那个电话后，马上打电话给权虎和二伯，追问姐姐的下落，打给权虎的电话是权三枪接的，说权虎不在，搪塞过了。二伯则在电话里向父亲通报了儿女的想法，并把自己的立场做了复述。在他们通话之后，双方家庭都在寻找各自的儿女，但姐姐没有回家，权虎也不在酒楼，两个年轻人摆出了一副人间蒸发的架式，以争取他们相爱的权利。
保良这才看到，父亲真的急了，脸色发白地四处打电话求助。在和于叔叔通了一个电话后，又匆匆离家而去。也许保良那时年纪太小，他无法推测父亲的不近情理，是否必有其中的道理和原因。
这个道理和原因，是在这段棒打鸳鸯的悲剧发生将近一年之后，保良才得以明晰，可那时一切都为时已晚，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保良见到姐姐是在姐姐回到鉴宁的第二天下午，也就是阳历的大年三十。保良放学时被权三枪在校门口叫走，用汽车把他拉到了一条叫不出名字的街道，带他进入了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在这幢居民楼顶层的一套单元房内，保良见到了权虎和姐姐。
姐弟二人抱头痛哭。
保良觉得，姐姐太可怜了。
见到姐姐憔悴的样子，见到姐姐淌下的泪水，保良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他那时把全部的同情，全都投向了姐姐，投向了和姐姐痴情相爱的权虎。那天晚上他自觉自愿地充当了一个小交通员的角色，把姐姐决定结婚并决定与权虎双双出走的消息，悄悄带给了母亲。
这个消息让母亲也流下了眼泪。她和保良躲在厨房里，背着一墙之隔的卧室里的父亲，看了保良带回来的姐姐的亲笔信。那封信里充满了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与愧疚，让人悲肠百转，也发出了从此井水河水永不相犯的毒誓，令人心寒如冰。
元旦这天，父亲原说要出去找二伯和几个走得近的朋友好好谈谈，但母亲把早饭做熟之后，父亲还未起床。母亲问他，他说头痛不去了。母亲把保良叫到厨房，从身上掏出一只精巧的小盒子，保良知道，这就是母亲唯一留存下来的那件嫁妆——一对镶着真钻的白金耳环。
母亲打开盒子，两只耳环熠熠耀目。母亲取出一只，放在保良手里，随即哽咽起来，克制了半天，才把抽泣压住。她对保良说：“昨天晚上我去街上，给你姐打了电话，她今天和权虎结婚。今天是元旦，是个挺好的日子，今天结婚挺好的。我跟你姐说了，今天妈妈去不了啦，可妈妈要送她一个结婚礼物。保良你把这只耳环带给你姐，告诉她以后不管走到哪儿了，要是想妈妈了，想家了，就看看这只耳环。妈妈这儿还留了一只，妈要想她了，也看看这只耳环……什么时候这一对耳环又合到一起了，妈妈的心也就安了，妈妈等着这天。你跟姐说，妈祝他们幸福。”
元旦，鉴宁的街上，好大的雪。
俗话说，瑞雪兆丰年。
元旦下雪是个好兆，但保良走在街上，雪粉飘在脸上，每一滴每一粒，都像妈妈和姐姐的眼泪，特别凉，特别疼。
姐姐的婚礼就在那幢居民楼的顶层单元里举行，仪式简单。姐姐和权虎一没拜天地，二没拜高堂，甚至，也没有夫妻对拜。他们只是坐在一张旧餐桌前，喝了交杯酒，说了祝福自己的话。桌上摆的“婚宴”，都是从楼下的餐馆里买回来的酒菜，因为这房子是临时租的，所以没有任何餐具，菜就盛在从餐馆带回的塑料饭盒里，筷子也是从餐馆拿来的一次性筷子。权虎因为执意结婚，和他父亲也闹僵了，所以尽管身上有钱，也不敢到街上象样的酒楼里大办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