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良戴着耳环回家这天父亲很不习惯地看他半天，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也许因为保良自觉地收起了母亲和姐姐的照片，现在戴上母亲留下的这只耳环，似乎不便再加干预。但晚饭后保良听见杨阿姨在客厅里小声跟父亲搬嘴弄舌，说现在正经人家的男孩哪有戴耳环的，保良又不是搞艺术的，突然戴这个左邻右舍准会背后议论。半小时后父亲果然敲了保良的房门，进来坐在保良的床上，半天才说：保良，你一个男孩子，马上就要考警院了，耳环这个东西都是女人戴的，你这样怪里怪气，人家警院还怎么收你。保良不看父亲，说：我上学校就摘了。父亲又闷坐了一会儿，什么都没再说，起身走了出去。
第二天，早上吃早饭，保良仍然戴着那只耳环。嘟嘟突然对她妈说：妈，我也要戴耳环。杨阿姨说：学生哪有戴耳环的。嘟嘟说：保良就戴了。父亲马上替保良解释；啊，保良一到学校就摘了。嘟嘟立即说：那我上学校也摘了。杨阿姨看一眼保良，说嘟嘟：先吃饭，回头再说。
保良匆匆吃完早饭，匆匆出门，他不愿和嘟嘟同路上学。他出门时听见杨阿姨在嘟嘟屋里训斥嘟嘟：人家有什么你非要什么，你妈没本事，买不起那玩意，你学点好行不行啊……保良听到父亲在劝，听到嘟嘟在哭。
那天傍晚，保良和刘存亮和菲菲一起，在东富码头附近的岸边闲坐。刘存亮还在为工作的事顾自发愁，而菲菲的关注点则依然在保良身上。她说保良你戴耳环帅死了，你们家嘟嘟小姐真是有福不享，要换上我，跟你好还来不及呢，哪还能跟你呕气呀，刘存亮说：那女孩才十五岁，生理上还没开窍呢，哪象你，十四岁就交男朋友了。十八岁都快二婚了。菲菲推搡刘存亮：我跟谁是一婚呀？刘存亮笑道：跟我呀！菲菲说：呸！那我跟谁二婚呀？刘存亮又笑：跟保良呀！菲菲的脸竟然红了，口中却立即接应：好，这是你说的，你别后悔就行。刘存亮这才哄劝菲菲：你瞧你，开句玩笑嘛，保良没急你倒急了。菲菲转眼去看保良，保良说：我现在啥也不想，只想好好考上公安学院，然后再把我姐找着。
菲菲说：“保良，考公安学院我帮不了你，找你姐我可以帮你一起去找，你找到哪里我陪到哪里，你打算到哪去找？”
保良望着眼前无波无澜的河水，河面上反射的夕阳却随风飘移，象他心里的思绪一样，一直流淌，却没有方向。他说：“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她跟着她的丈夫也许已经去了外省，也许再也不会回我们老家去了，更不会来这个地方。”
菲菲说：“也说不定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哪天你在街上正走路呢，突然碰上一个也戴这样耳环的女人，上来就和你抱头痛哭，就象韩国一个电视剧里演的那样……”
这只是菲菲的猜想，只是李臣刘存亮这些朋友的愿望，或者，只是他们的调侃。但无论是什么，毕竟说出了保良的梦境。人心都是善良的，都期待过程无论多么艰辛，结局都该团圆美满，如果把它设计成一部电视剧的话，那应该连保良的母亲都复活回来，一家人相聚甚欢，重返鉴宁那座美丽的小城，就在那座古堡似的砖窑旁边，面对昼行夜伏的鉴河流水，建起他们新的家园……
省城的鉴河与鉴宁的鉴河完全不同，两岸的风光景物很难比拟，但同样均速而下的河水却不断撩拨着保良的想象，让他不止今日地无数次想起家乡河畔的风吹云动……
岸边的路灯亮起来了，鉴河的水面沉入夜幕之中，到了不能不回家的时候保良怏怏走回家去。他没有吃饭，但一点不饿。
保良回到家时知道父亲病了，不是急病，而是血压又上去了。杨阿姨在厨房里给父亲熬着什么，嘟嘟一个人在餐桌上吃饭。保良走进父亲的房间问安。父亲心情显然不好，用不满的眼神盯着保良左耳的耳环，说了句：男不男女不女的，你能不能摘了！保良就摘了。父亲病着，他不想惹他心烦。父亲叹了口气，又说：你干什么去了，怎么总这么晚回来？保良说：我在学校补课。父亲的脸色这才慢慢平缓，不那么紫了，声音也心平气和了一些：保良，你能不能帮爸爸办个事去？保良说：什么事？父亲说：嘟嘟想吃汉堡包了，现在太晚了女孩子上街不安全，你能不能帮她买一个回来？
保良怔了片刻，点头说：行。
不止一次了，嘟嘟要吃什么，父亲都是再晚也出去给她买回来，酸梅汤冰淇淋什么的，还有让她越来越胖的巧克力奶昔之类。嘟嘟总是这么嘴馋，买回来也只是一句“谢谢爸爸。”一脸受之无愧，理所当然样子。也许父亲觉得杨阿姨也是这样照顾他的，也许因为嘟嘟很早就叫他爸爸了，所以父亲为嘟嘟干这干那，从没怨言。
父亲倒是从来不让保良去买，一是怕耽误保良做功课，二是不想加深他和嘟嘟的矛盾。只有碰到生病或者刮风下雨的时候，才会例外劳驾保良一回。
不过保良有时也能公允地自我平衡，杨阿姨来了以后，确实减轻了父亲的家务负担，买菜做饭之类平时大多由父亲来做的家务，现在都由杨阿姨为主承担。父亲在家里的笑脸也的确多了，身体状况也好于从前。甚至性格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至少对保良的性子比过去好了不少，过去保良要是敢戴耳环父亲肯定强迫他摘了，而现在，只要保良能跟杨阿姨和嘟嘟和平相处，父亲顶多唠叨几句，然后睁眼闭眼。
所以，保良也知道要尽量和她们搞好关系，有看不惯的地方就躲进自己房间。他在这个家里的地盘，一步步退缩在自己卧室的十几米见方之内，声音也必须限制在卧室的门里。过去他在家听音乐总喜欢把声音放大，有些曲子声音不大就听不出音箱该有的震憾感来，可现在他一把音响开大父亲就会敲门进来限制：嘟嘟看电视呢，你小声点不行！在父亲安排的不成文的家庭秩序中，嘟嘟成了家里的头号人物——因为嘟嘟是女孩，因为嘟嘟还小，也因为嘟嘟——至少相对保良来说——还有点客人的意味。
保良挺恨的，他在这个家里已被挤在边角，越来越不能象过去那样随心所欲，自由呼吸，大声喧哗。
保良第一次和嘟嘟吵架也是因为一只汉堡，那是一个周末假日，保良没睡成懒觉就让父亲叫起来去商场拉鱼缸去了。在那个周末之前，公安厅的领导找父亲谈了退休的问题。父亲的年龄已过五十八岁，身体又有残疾，再提拔肯定不现实了，按有关政策的规定，可以拿全薪光荣“内退”。父亲也就此和厅领导谈了“条件”：同意“内退”，但再次要求公安学院方面确认，只要保良的成绩达到了大学录取的分数，学院保证招收录取。厅领导也再次做了保证：陆为国同志是全省闻名的公安英模，他的后代子承父业理所当然，就是考不上大学，可以第二年再考，省公安学院的大门对陆为国的儿子将永远敞开！
父亲从此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开始了退休的生活准备。买了鱼杆，学了麻将，又在客厅里选择了一个合适的角落，量好尺寸，去商场订了一只大号的鱼缸。保良和父亲租了辆小货车，把鱼缸拉回来安装在客厅里，灌好水，调好氧气泵，放进颜色不同形状各异的观赏鱼之后，杨阿姨也把烧好的一条大鲤鱼摆上了餐桌。
保良和父亲洗了手，保良在餐桌前坐下，杨阿姨摆好碗筷绕过餐桌去客厅看那一缸彩色的鱼。父亲喊卧室里的嘟嘟过来吃饭，嘟嘟人未过来声音过来：“爸，我想吃麦当劳！”
杨阿姨走到餐厅门口，哄她女儿：“嘟嘟，快过来，今天妈妈做的是糖醋鱼，你最爱吃的，快来！”
嘟嘟仍未出来，仍喊：“我不吃鱼，我吃麦当劳！”
杨阿姨还想哄劝，哄劝其实就是把腔调拖长：“嘟嘟——”而父亲开口劝住了嘟嘟的母亲：“孩子要吃就让她吃吧，长身体的时候……我去买。”
父亲瘸着腿一歪一歪地走到自己的卧室去穿衣服，保良只好从餐桌前站起来，冲父亲说：“我去买吧。”
父亲看一眼保良，也许是看到了保良眼中的愠怒，于是不敢劳动儿子，息事宁人地说：“我去买，我正好没烟了，也正好想走走。”
保良冲嘟嘟的卧室大声说：“让她自己去买好了！她又不是没脚没腿！”
父亲想制止保良，但一时找不到适当词句。保良喊出第一嗓子，心中压抑的不满便失控般地决堤而出。
“她又不是什么大小姐，别人也不是她的佣人，干嘛要这么伺候她？干吗惯她这个毛病！”
嘟嘟终于从卧室出来了，一同出来的还有她气急败坏的叫声：“我又没让你买，你插什么嘴！你插什么嘴！你欺负女孩子算什么了不起，我才不怕你呢我告诉你！”
两个孩子一直各有不忿，父亲和杨阿姨谁都看得出来，但如此撕破脸皮大声争吵，在这个新家还是头回。父亲大声制止儿子，杨阿姨小声拉劝女儿，但无效，保良已经被嘟嘟的无赖激得面红耳赤。
“我爸腿有病你看不见吗！你不心疼我心疼！”
嘟嘟也喊：“我妈也有病，我妈凭什么要给你做鱼，凭什么要给你做饭，我妈做的饭你不许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