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道德功能。宗教曾在理想主义普遍失落、功利主义到处泛滥时期，成为
一种保持信念道德的精神生活方式，如在16世纪，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快而导致物
欲横流时，正是新教伦理支撑并恢复了西方道德文明。社会不能没有法律，更不能
没有道德，法律与道德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道德是法律的基础，防范犯罪行为
于前；法律是道德的保障，惩罚犯罪行为于后。人从动物演化而来，包含着野蛮、
自私的本性，仅靠人性的自觉，不足以约束其行为。出于恐惧，人要借助神的威力
来规范自身，这就是宗教道德功能存在的依据。宗教劝人为善的精神，是宗教影响
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功能。如果抽去道德说教，宗教不啻为一具空壳。一个民族的精
神产生于文化，文化的灵魂体现于道德，道德的支撑在于信仰，而一个没有信仰的
民族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更是如此。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
应，不要简单排斥宗教道德的合理成分，特别是对宗教价值伦理观中的和平平等、
弃恶从善等等，我们都应尊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兼容代
表其他思想文化的合理成分。“清一色”是思想专制，不是社会主义。
第三是文化功能。在许多以宗教为文化传统的国家中，抽去宗教就等于没有文
化。基督教塑造了欧洲与美洲文明。在那里，文学艺术、绘画雕塑、音乐戏剧、伦
理哲学等领域，许多均以基督教为表现形式。中国文化也是如此，如佛教三大石窟
和道教永乐宫壁画，如中国语言中的“世界”“实际”“体会”“觉悟”“平等”
“解脱”“想入非非”“不可思议”“燃眉之急”“回头是岸”等等，都产生于佛
教。宗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一部分，先进文化指导我们以德治国，以德治国是为了重建我们的道德信仰体
系。“宗教是文化”的理念，将淡化无谓的意识形态之争，使人们更全面地理解宗
教的丰富内涵，为信仰者、研究者、管理者提供互相合作的舞台。因为宗教并不只
展示神的教义，它以多姿多彩的哲学、道德、艺术、习俗影响着社会。
除上述功能外，宗教还兼具服务、公益等多种功能，在改革发展的今天，执政
党要使宗教服务于社会主义社会、适应于社会主义社会，惟有将宗教与无神论、阶
级斗争、科学技术的关系重新定位。
三、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我们不能再仅仅用无神论观点来看待宗教功能，否则宗教功能会永远对我们起
消极作用。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一种价值取向，一种认识人生和世界的方式。
对于一个积数千年人类思维精华的庞大体系，不能简单概括。除了认识论的方法，
还应有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方法，才能对宗教社会功能有一个全方位的、动态
的、真实的认识。无神论是对共产党员理论纯洁性的要求，而不是对公众的要求。
至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对老百姓而言，是哲学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我们不能再把宗教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宗教并不特属哪个阶级，宗教从产生
的那天起，就与阶级斗争密切相连。它曾被统治阶级作为思想控制的工具，也曾被
被压迫阶级作为群体反抗的旗帜，这源于宗教所特有的极大凝聚力和号召力。宗教
的政治属性，首先取决于执政者。
我们不能再将宗教与科学简单对立。宗教属于价值信仰，科学属于工具理性，
二者的关系既有冲突，也可相互促进。我们坚信科学是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类的思
维现象的正确解释，相信人是具有主体性的动物，永远张望着未来。宗教的虚幻性
正是由于科学尚有许多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物质的需求亦不可能完全得到满足。
从这个意义上看，科学真理和宗教信仰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都是人类社会生
活所需要的。一提宗教与科学的对立，大家都会想起中世纪天主教会对哥白尼与伽
利略的迫害。事实上，宗教也曾对科学技术起过重大推动作用，欧洲中世纪的科学
记载几乎都保存在修道院中，科学的萌芽也多起于教会。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
正是利用了修道院的数据，才有了天体理论的划时代革命；开普勒的天体力学与维
萨里的人体解剖皆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爱因斯坦与牛顿都信教，他们早知道月球
上没有上帝，之所以信教，是把宗教伦理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与探索动力。当然，
我们在尊重科学与宗教的同时，绝不能走向另外两种极端：一是热衷于“似是而非
的伪科学”；二是沉溺于“走火入魔的伪宗教”。尤其是在当前特殊的社会转型时
期，社会关系处在持续的变化和调整阶段，更要防止伪宗教的出现和蔓延，那些既
不合乎科学，也违背正教教义的歪理邪说，理应同时受到科学和宗教的共同反对。
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指导下，我们党与宗教必能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关系。
中国自春秋以来，人文精神占主导，国家长期实行君主专制，使我国政教关系有别
于他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使一切宗
教都必须依附于皇权，为皇权服务。中国历史上的佛教和道教，都受政府管辖。这
与欧洲中世纪教皇拥有万王之王的巨大权势完全不同。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类似基
督教与伊斯兰教那种一教独尊、政教合一的局面，这是因为中国特有的文化伦理体
系。自汉以来，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儒家政治伦理，已成为历代王朝管理社会的指
导思想。政府制定各种法律对宗教进行约束管理，如度牒的发放、寺观的建立、僧
道数量的核定等等。这种政教关系使中国从未出现过宗教战争，宗教的存在首先不
是政治形态，而是社会文化形态，佛、道二教在中国历朝历代一直是社会稳定的因
素和力量。在中国宗教的发展史上，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佛教是请进来的，伊斯兰
教是传进来的，基督教是打进来的。就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化融合程度而言，佛教最
为成功。无论外来宗教如何强势，凡进入中国，都会与大中华文化相融，无一例外。
宗教作为一种信仰，一种思想，一种文化，虽不能简单等同于政治，却永远不
可能与政治分离。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理论与“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
论断，必将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学说，是我们未来宗教工作与民族工作的指
南，也必然改革我们传统的宗教管理观念，从而奠定科学合理的政教关系。新型的
政教关系一旦明确，相应的体制改革与制度设计将会迅速推进，而推进的基础正在
于法制建设；新型的政教关系一旦明确，有关民间信仰与邪教的相关难题也将得到
有序解决，而民族融合与正教显扬，永远是邪教与分裂主义的天敌；新型的政教关
系一旦明确，将极有益于我们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以新型的执政意识与领
导方式来管理政府、管理社会、管理宗教。而所有这一切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否与时俱进。
第二章熊光楷
“新军事变革”格局中的中坚
熊光楷（1）
熊光楷，1939年3月出生。1956年入伍，毕业于解放军外语专科学校本科班和军事学院高级系速成班。先后在中国驻前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大使馆工作。历任参谋、武官秘书、副武官、总参副局长、副部长、部长、参谋长助理。1996年至今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2000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7年起兼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现受聘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国语学院的兼职教授，并担任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博士生导师。
我们既不要忽略战争中高技术的运用，也不能忽略战争中人的作用。
——熊光楷
儒将探曹营：他要去五角大楼
2002年12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率领一支由7人组成的解
放军高级代表团前往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与美军界高级官员举行第5次中美两军
防务磋商。这次不同寻常的磋商引起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美媒体发表评论认为，
这次磋商不仅仅标志着中美两军自“南海撞机”事件以来中断的交往完全恢复，而
且注入了新的内容。
中美两军的防务磋商建立于1997年，由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佩里提出，在熊光
楷此次访美前总共进行了4次，最后一次是2000年11月，双方进行副国防部长级的
会谈，后来因为2001年4月1日发生的南海撞机事件，磋商中断。
说起来，熊光楷在美国军界拥有相当高的知名度，这不仅因为他在中国军队中
负责军情研究和对外交流，身份敏感，还因为美国一直流传着一则谣言：1995年熊
光楷在一次私下谈话中告诉一位美国军官，大意是：我们更在意洛杉矶而不是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