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总书记谈心》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群言书，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其后中
央的很多决策都参考了这本书所透出的民情信息和理论阐述，陆建华等一批知识精
英也被中央高层所看好。1996年陆建华获得了“第二届北京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成为第一位获得得此称号的社会科学学者。
然而令陆建华想不到的是，《与总书记谈心》出版的第二年，《中流》杂志发
表了一篇署名文章，称《与总书记谈心》是“一个与六中全会决议相对立的理论纲
领”。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把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变成了“中心”，同时又
取消了另一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该文还称，《与总书记谈心》主张
的“新社会主义观”，删去了邓小平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著名论述中“消灭
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重要观点，“与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走到一起去了”；又称这本书主张包容整合西方思想文化，“必然导致我国社会主
义思想文化的灭亡”；称按照这本书对于个人主义的解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反
对和抵制个人主义就成了红白不分的错误”“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论证为超阶
级的抽象的人类共同理想”“是本书作者关于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全部论点
的归宿”等等。
在民众普遍对《与总书记谈心》的叫好声中，异议者的言论并没有得到普遍支
持。而其时，陆建华等年轻的学者并没有作出人们期待的答复，他们在继续做着建
设性的工作。
“第三帝国内幕”与“梁祝”
——历史命运与个人命运的糅和思考
陆建华1960年7月3日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获学士
学位。虽然几年后陆建华主攻社会学，继而成为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中国高层智囊，
但他仍然感慨4年中文系的知识恩泽。是中文系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培养了鲜活
的思考方式。他曾这样坦承道：“中文这个专业实在是太好了!可以天天读小说，
可以体验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后来作社会学了，我就想，是不是学者就非得用很
死的语言，把活生生的生活变成一种冷冰冰的逻辑呢?所以，现在我反倒要读一些
对我个人人生、思维、对我个人思维方向起作用的书。”
陆建华在复旦时最喜欢古典文学，文学评论是他的拿手好戏，毕业后他出版了
《论语评注》《荀子礼学研究》等文集。但进入社会学领域后，他的阅读兴趣发
生了一些变化，更为关注现代小说和政治纪实作品。1996年黄集伟主持的“孤岛访
谈录”特邀陆建华来“孤岛”做客，没想到陆建华带了一本斯培尔写的《第三帝国
内幕》。这是一本陆建华反复阅读、烂熟于心的著作。他在大学毕业后第一次读到
它的时候被深深震动，一年后再次读到了它，感触更深。
斯培尔是一名德国战犯，在此前他是一个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在建筑设计方面
很有才能。而且一开始，他对希特勒的一些极端的政策和措施绝对是持反对态度的。
但是，在希特勒上台以后，包括他后来所发动的法西斯战争，最后使得这个有严密
的逻辑思维，有才能、有魄力的知识分子成为了希特勒战争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后来，他成了军工部长，成了纳粹德国战争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也就是说，没有
他的话，德国这架战争机器就开不了那么长时间。斯培尔本人对希特勒有一个从不
理解、疏远，到最后对他很崇敬、很崇拜的过程。最后，他成了希特勒的走卒，被
判了刑。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陆建华感兴趣的不仅仅是斯培尔的个人命运，还有推动他
命运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用陆建华自己的话说，“我一直在关注这样的一个主
题，那就是——在一个社会大变动时期，在一个既定的社会框架下，一个人的命运
是怎样改变的?他的思想是怎样改变的?他的性格是怎样改变的？就斯培尔而论，
他对社会的贡献，原本完全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而现在却变成了这样一个结局。
我想，所谓大的社会变化，时代的特征，个人是不能决定的。在这种环境下，个人
的性格，个人才能的发挥，究竟有没有自主可言?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这
一直是我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普希金《上尉的女儿》也是陆建华推崇的作品，其理由同样是对命运的关注—
—大变动时期那一家人中的每一个人的命运是怎样变化的——他们在变化中是否找
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是怎样找到这样的位置的？最后，他们是成功了，还是失败
了?
陆建华的父母认为儿子有“经商的天分”，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商人或企业家，
然而陆建华上大学时却进了中文系。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热爱文学的陆建华最后也
没有成为一个专业作家或文艺评论家，而成了一名有所建树的社会学家。然而更让
人想不到的是，他称他的理想是当一个大学的校长。
这是陆建华外出调研时突然生出的一个想法，令人匪夷所思。但是熟悉他的人
都知道，陆建华是一个对知识极崇拜又一直强迫自己做创造性工作的人。他曾这样
说过：“不管社会怎么变化，不管环境给了你一个怎样的既定的框架，一个人都应
该保证自己的独创性。就算是为了‘生存’‘独创性’也可以是一种手段。所以，
在我自己10多年的科研经历中，我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就是创新。”于是大学校长
似乎是最适合他的了，“它意味着要把知识、智慧传给下一代，那是功德无量的事
情。这大概是一个达不到的目标了……”
陆建华并没有成为一个大学校长，但社科院的研究工作使得他同样感到了职业
的乐趣。因为那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职业。
创造性带来的是挑战性，有智力的挑战，也有社会新旧观点的挑战。陆建华深
深地感受到了这样的挑战。且不说1993年他的《中国“左”祸》出版后他所承受的
挑战，其后他的一些文章也遭到质疑目光的包围。然而幸运的是，在一个巨大变动
的时期，人们对价值标准的理解出现了多元化，理论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这样，任
何对于一个人的指责，都不会无条件地被人们所认同。
在陆建华看来，不管还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我们社会多样化的趋势就是在这
么走。多样化就包括，有些东西现在可能还没有事实去证明，可它是一种创新，是
一种新的东西。大家的宽容程度现在越来越高。即使是有些东西人家认为你提的不
对，也不会怀疑你在政治上有什么，或者你的品格上有什么。他认为在一种特定的
环境里，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行为或者思想调整到既不悖于自己的理念，同时又非
常智慧的那个境界。
很难说陆建华就已把自己调整得很好。但不管怎样，他却是一个善于超越困境
的人。在读书研究之余，陆建华最喜欢的就是音乐。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上海音
乐学院要挑钢琴演奏员，陆建华因手指修长而入围，但他的乐感平平而未被录取。
就是这次经历使他对音乐充满了深深的感情，尤其喜欢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陆建华第一次听《梁祝》是在中学时代，他被那幽怨深情的曲调所深深震撼。
那完全是一种天籁之音，纯洁、空灵，使人在冥冥中迅速摆脱世间的凡俗。陆建华
从小到大一直追求这样一种和谐的纯洁。他在《梁祝》的音乐中找到了。当他彳亍
于学林、疲于应酬或遭遇非议，他都会在《梁祝》的音乐中寻找到慰藉。就像他自
己说的，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音乐像一座桥梁，它可以帮助我们接近在现实生活
中无法接近的东西，也可以帮助我们平息心中的骚动。
我们可以设想，当陆建华一边听着《梁祝》，一边捧读着《第三帝国内幕》，
那是一种什么滋味。然而对陆建华来说，这两种非常极端的东西是完全可以糅合到
一起的。
挂职于重庆市政府机关，实践带来感慨良多
陆建华1992年获中科院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在中国社科院从事社会学研究。1995年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成立后，他担任中心的副主任，副研究员，主攻社会发展研究。
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是一个经费独立、非赢利性的科研与教学组织。该政
策中心面向国内外政界和学界，在政治学与政策研究领域承担研究课题、开展研讨、
组织实施调研并出版研究成果。
该中心成立两年时，陆建华参加了社科院组织的39人博士团到重庆直辖市挂职，
直接参与重庆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陆建华就任重庆渝北区副区长。
重庆直辖市于1997年6月18日挂牌，成为中国的第4个直辖市。但新成立的重
庆直辖市情况却比较特殊。它的全市人口3000万，是北京、上海的两倍多，其所辖
43个县市区有近一半是国家或省级贫困县，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43％，下岗工人人
数42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