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金额达90亿元！可为什么以后几年中国各大部委仍旧屡审屡犯呢？”
杨振鸣苦笑了一下：“没想到辛格博士对中国审计署的滑铁卢历史这样了解，表面看中国审计署似乎很风光，其实它的职能只是一把尺子，只有审计权而无处罚权，审计署的责任只是指出哪里存在问题、存在什么问题，而没有权限去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即使赋予它一种处罚权，它也未必能够不辱使命，因为审计和处罚毕竟不是同一层面上的程序，后者比前者更加实质性地触动了一种高级程序，其难度远非审计所能同日而语。各大部委屡审屡犯的问题出在拥有处罚权的机构的不作为上，因为在中国各部委发生这类资金违规问题，通常都有更高层级的官员书面或口头的允诺，这些人对违规部委领导的顶戴花翎的存废才真正具有一票否决的隐性权力。有他们保护和支持这正是那些屡审屡犯的部委们真正有恃无恐的原因所在，也正是拥有处罚权的机构形同虚设的原因所在。
同时，各大部委资金违规，通常是至少在部委内、甚至在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条线上是公开的秘密，违规行为大部分是部委集体决策的结果，有的还打着为了国家利益的幌子。让处罚机构不知道该拿谁去开刀，按照中国官场处罚惯例，集体挪用或乱收了几个亿的资金，只要没有进入个人腰包，
部委第一把手是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
杨振鸣语气沉痛地说：“更可怕的还不是几十亿资金的违规账目，而是部委一级的职能部门已经不能和政府最高机构保持一致。部委一级的官员都不能做到令行禁止，那么拾级而下，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官场惯性，导致了上面失之毫厘、下面谬以千里的溃决效应。这种效应已经如此刚性地主宰了中国的行政肌体，致使政府的执政基础在以后的几年里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对中央的执政能力腐蚀也是毁灭性的。
辛格博士同情地看着眼前的这个仍不失忧国之心的中国年轻人：“所以，你选择了离开，可是你为什么不向最高机构反映你所看到的情况，寻求他们的帮助呢？”
杨振鸣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解释曾经这个困扰了中国几千年的问题，最后他想了想还是讲了一个故事：“中国有一部侦探电视片叫《大宋提刑官》，片中的主角提刑官宋慈曾经办了一宗惊天大案，当案件接近水落石出时，他把八大箱物证抬进了皇帝问政的宫殿，当面向皇帝汇报案情。当他说到皇太后也是涉案人之一时，皇帝竟然睡着了。皇帝说自己很困，然后就强制性地劝他回家休息。宋慈无奈离开大殿，但刚走出殿门，就见身后的大殿上空浓烟滚滚。一会儿皇帝也随之出现在大殿门口，他告诉宋慈，那八大箱物证已经在刚才的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了。”
看着主考官们不解、疑惑、惊讶的表情，杨振鸣缓缓地道“皇帝毁灭了什么？毁灭的是人间公正；皇帝在维护什么？维护的是一种对他来说留亦难、除亦难的官场‘潜规则’。皇帝亲手销毁了罪证，其实不仅仅为了包庇皇太后和驸马爷，更是为了保护朝中一大批老臣。在中国只是有立法权和处罚权的人不昏昏欲睡，更不‘因为一时失察’让那些违规账本付之一炬，审计署才会真正发挥它的作用，否则就只能是一个华而不实的装饰性机构，不值得我在那里空耗岁月，浪费自己的青春。
”
辛格博士听完杨振鸣的解说，满意地点点头，他侧身向坐在身旁的三浦勇志耸了耸肩膀，意思是自己没有什么好问的了。年近六十的三浦勇志是一个略有些秃头，脸上经常带着和蔼微笑的日本人，他是日本京都大学屈指可数的终生教授之一，专门研究西方经济学，退休后现被深兰公司聘任为亚洲研究部的部长。
三浦勇志略微思忖了一下，问了一个专业问题：“杨先生，你学的专业是金融，不知道你对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了解多少？”
杨振鸣不假思索地答道：“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1899年出生于当时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的一个书香门第。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退役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学。1921年获法学博士之后，他转而研究经济学并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跟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们做过助理研究员。1924年返回维也纳，与几个才华出众的年轻经济学家们一起，从师路德维克冯米塞斯。几年后，哈耶克以维也纳大学讲师身份受到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列奥尼罗宾斯之邀去伦敦经济学院任教，并发表其第一部主要著作《价格与生产》。这使他在英语学术世界初露头角。1930年代，哈耶克因不同意凯恩斯货币理论而卷人了与凯恩斯和斯拉法的论战。稍后，哈耶克又在米塞斯与兰格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中成为自由市场制度最坚决的卫道士。一直以经济思想史见长的哈耶克此时转入政治思想史并从中获取抨击集体主义与科学主义的武器。这些论文后来以《科学的反革命》一书著称于世。该书追溯现代集体主义与计划经济思潮的渊源至十八世纪的圣西门与孔德。
1944年，哈耶克以《通往奴役之路》名噪一时，成为一位政治思想家，同时为他在后来世界性的自由主义运动中奠定了领袖地位。五十年代，哈耶克离开英国到芝加哥大学任社会与道德科学讲座教授。这一时期，他继续从事思想史研究，终于在1960年完成了他不惑之年的主要著作《自由宪章》。该书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的宣言。60年代，哈耶克返回欧洲，在西德任教，并发表其晚年时期主要著作，《法律、立法和与自由》三卷。至此，哈耶克著作等身，所著文章均被认为运思深远，入木三分。他的不少著作当时不为世人理解。直到1974年，诺贝尔奖评委会授予他经济学奖，承认了他在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理论上的开创性工作以及对经济，社会与制度之间相互关系的透彻分析。到了80年代末期，鉴于中央计划型社会主义经济的失败，人们对哈耶克思想的尊重达到了顶峰。哈耶克被认为是自亚当斯密以来绝无仅有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
三浦勇志点了点头，他给眼前这个年轻人惊人的记忆力打了一个高分，不过他知道亚洲学生的通病是死记硬背，机械照搬，他们虽然善于考试，但多数缺乏独立的思辨能力和创造性思维，所以他故意出难题问道：“《通往奴役之路》是哈耶克各种著作中最为公众熟悉的。但由于其激烈的反社会主义立场，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国家被列为禁书。你是怎么看待这本书的？”
杨振鸣道：“《通往奴役之路》的核心思想，是来自哈耶克1938年一篇题为《自由与经济制度》的文章。当时，社会主义思潮在英、美、德等工业发达国家风靡一时。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普遍而持久，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许多知识分子崇尚社会主义，以社会正义、收入平等和就业保障为理想目标。铲除私有制度和推行计划经济被认为是为了达到理想境界而必须采取的手段。由于哈耶克曾亲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并目睹希特勒上台，他认定法西斯统治与社会主义者鼓吹的‘舆论一致’、‘全民族最高利益’、‘个体服从集体’等价值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他警告英国和美国的知识分子：除了要进一步推敲社会主义理想目标的具体含义之外，还必须权衡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所要付出的代价。
哈耶克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效率方面的损失，在科学技术远没有发达到使中央计划部门可以估计各种产品或劳务对于不同社会成员在各个时刻和场合下的效用之前，中央计划部门是不可能替所有的人作出生产什么和怎样消费的正确决策的；这样的决策过程会造成很大浪费，也就是说，有相当多的产品将无法实现自身的价值。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官员得不到足够的激励去获取每一个公民对各种消费品的评价。而在生产受到中央计划控制的体制中，如哈耶克在书中指出的，即便消费者有权选择买什么和不买什么，消费品的价格也将是严重扭曲的。哈耶克认为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和可以预见的将来，只有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经济制度才能够解决激励与信息问题。哈耶克把‘个人主义’同‘自私自利’
加以严格区分，他所说的个人主义对有效率的生产和有效率的消费而言仅仅是指社会尊重个人独立作出消费和生产决策的权利，并实行相应于此种权利的经济制度。
效率损失并不是哈耶克抨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依据。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许多人相信：资本主义盲目生产所造成的浪费不一定比社会主义计划失误所造成的浪费小。哈耶克在书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提出的命题是：彻底的计划经济和彻底的竞争经济，如果可能实现的话，都是有效率的。然而这两者的混合注定是效率低下的，除非计划是为了加强和改善而不是为了排斥竞争。细心的人也许会问：既然意在改善竞争的计划可以提高效率，为什么意在改善计划的竞争就不能提高效率呢？许多人相信这条所谓中间道路(即混合经济)比现实存在的任何单一经济体制要更有效率。哈耶克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然而他的理由已经超出了单纯资源配置效率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