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知道谁都懂得的事情，大规模作战，依仗的是后勤保障，而依目前局势，尤其是陆路越来越狭窄，空中运输的重要性就日渐突出，每个“中航”人眼中，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坏消息果然像从天而降的正点航班一样，“按时”到达。
情报最先是从美国驻重庆总领馆“间接”透露出来的。1940年6月，在一次周末聚会上，一曲结束后，趁着乐队休息，总领事和邦德各自从侍者那里取到一杯酒后，两人互相对视一下，然后“不约而同”走到室外草坪旁的长廊上。
长廊尽头，显得心事重重的总领事停住脚步，他沉思了一下，眼睛斜向别处，似乎有些漫不经心：“……日本方面要求当局关闭通往内地的航线，并迫切希望众多经此或在此停留的国民政府官员迅速离开那里……他们还说，攻击商业航班，是因为有可靠的消息证明有政府要员在飞机上，所以要当仁不让地击落！”
虽然和国民政府交通部和中方经理黄宝贤及好友在私下里探讨过航线被强行关闭后的举措这类话题，但消息一经总领事嘴里说出，外表无动于衷的邦德心中还是猛然沉了一下。他太清楚不过了，总领事口中说的那个“当局”就是香港英政府，关闭航线，那就是关闭“中航”目前惟一的对外通道。至于要求赶走“国民政府”人员，那倒与他这个“中航”副董事长毫无干系。
总领事又随口问了邦德“中航”还有几架飞机飞香港后，依旧是显得心不在焉地说：“英国人告诉我，目前，这个消息不是正式的，但，是可靠的。”说完，他举起手中的杯子，“邦，祝你和你的公司好运！”
领事返身而去。
邦德看着那个身影走进室内，一边回味着刚听到的话，一边把目光移向了手中的杯子，若有所思。
杯中，一杯苦酒轻轻晃动。
其实，总领事还有一个“情报”并未“透露”给一个与政治沾不上边的商业公司的董事长——日本政府逼迫香港英政府关闭内地通往香港航线并驱赶活动在那里的国民政府官员，同时，还要英政府完全切断滇缅公路！
总领事还有潜台词没有说出，那就是，在一个战火纷飞的地域，尤其又是选择了孱弱的一边，若想靠几架飞机折腾出钱，折腾出“黄金”，估计比夜间飞行都难！
和总领事对“中航”的前景“预测”不同，邦德却认为“中航”未来的“前景”
简直妙不可言，一切都恰恰相反——没错，从“中航”成立没几年，就卷入了一场令人头疼的战事之中，而且，不仅是交战国敌方使出浑身解数制造麻烦，连合作伙伴都时时发难，但他坚信，一切都是暂时的，战争不可能持续一百年，总会有终止那一天，麻烦也有消失那一刻，一切都会好起来，这块土地有太多让人热血沸腾的地方，这么大的区域，这么辽阔的国土，无论是做什么，想做不好都难！
还没等英国方面对日本的笞龀雒魅反鸶矗?月22日，谶语不幸再次变为现实——在纳粹的强大打击下，法国政府投降。战火烧在欧洲，远在远东的日本成了大赢家，法国维希政府同意日军进占印度支那北部，这就等于出让越南，河内与昆明相连的铁路被迫关闭。
相比之下，英政府的表现要好得多，它拒绝关闭香港——南雄航线，如果仅看这一点，委员长和他的政府一定会举杯相庆，感谢英国人竟会把日本的无理要求理直气壮地顶回去。可惜，还没说完——虽然没有关闭空中联络航线，但英政府却同意关闭滇缅公路六个月。
寻找通天之路即使没有总领事“漫不经心”通气，即使没有得知“消息”后的邦德在公司迅速与中方协商，蒋委员长和他的国民政府也已经意识到，灾难随时随地会降临，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关闭航线，等于堵死“中航”的命脉，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抗争，“中航”
公司中的中美双方都知道“对抗的结局”，惟一能做的，是寻找一条新的航线，以便香港飞不成后，还可以出去。
这不仅是“中航”的思路，也是交通部和国民政府高层意图，已经不单单是运送物资的问题，打不开航路，连政府要员出访和国际间的互动都成了问题。
几乎是邦德得到总领事传递来的消息同时，重庆国民政府也得到了情报，蒋委员长在得知即将被逼上绝路后，立即命令交通部不惜任何手段力保对外联络通畅。三天后，日本逼迫英政府关闭香港空中通道和滇缅公路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中航”总经理黄宝贤还未来得及与美方协商下一步计划，交通部根据蒋委员长命令发给“中航”
的密件已经到了。据后来看到过这封“密件”的老人讲，函中就是责成黄宝贤组织力量，迅速开辟新航线。密令中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必须“飞出去”。
“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炸的炸、毁的毁，再加上“合作伙伴”又是对手的同盟国——此时正在欧洲肆虐横行的纳粹，几乎完全陷于停顿状态，整个担子必须全部压到中国航空公司身上！
日本人的逼迫、交通部的重压让往日里和善可亲的总经理也情绪激昂，在回复交通部的电函中，黄宝贤犹如即将带领士兵开赴前线的将军立下军令状：开辟新航线是吾及“中航”之己任！
邦德也要开辟“新航线”，但与“中航”总经理不太一样，他没有任何豪言壮语，目的也不太一样，他要发展壮大“中航”。“泛美”总部派他来中国，要的是利润。到了这种紧要关头，他还是对“未来”的“中航”充满信心！正如一个在撒哈拉沙漠中问路的美国人得知离大海还有800公里时，马上欣喜若狂地喊道，好大的一片海滩！
此时，邦德就是站在沙漠中的那个美国人，面临绝境，面对山穷水尽的“中航”，他的脑海中还是一幅“美好蓝图”。
中美双方出发点不同，但目标一致。
另外，双方政府高层间的沟通作用也不可小觑，蒋介石委派已改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为驻美全权代表就是最好的证明。
研究新航线、研究向哪飞用了将近半年时间，按战时要求，这个时间长了一些。
但仔细一想，也是可以理解的。天空虽辽阔，但不能随心所欲，经邦德、黄宝贤及“中航”高层管理机构多次探讨，一致认为，未来的新航线要符合以下四个要求：一、两端（重庆、昆明能否守得住已经是问题了）的基地必须设在海港、河港或铁路终点站。
二、从另一端飞往中国的距离应在飞机最大航程之内，而且必须适合经济运作。
三、基地必须是比较安全的，以防日机攻击。
四、公司运作必须得到当地许可。(注三)调配飞行员。
此时，夏普、伦纳德、艾利森、麦克唐纳……都在最黑的夜晚、最坏的天气里拼命地飞香港——南雄往返航线，看来，只有选择那个倒霉蛋吴士。报务员好配，但副驾驶……本来“海军上将”是不应该停下来，但黄宝贤当仁不让地坚持“新航线”一定要选一位中国人，那就只有陈文宽！
这是中国政府绝对“控股”的航空公司，新航线的考察和开辟也理所当然地要有中国人
参与，这也是“国家主权”，是“荣誉”！
事关国家“主权与形象”，平日里平和谦让、一直与夏普和睦相处的黄宝贤，在选派飞行员上与顶头上司据理力争、丝毫不让。
理由也是如此充分！
除陈文宽外，“中航”又增加了三位由中国人担当的正驾驶：黄官悦、谭欢在、陈鸿恩，虽然都可以独立飞行，但与那些资深机长相比，邦德还是有些不放心，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还是保险系数越大越好。
“民主”方式，相互妥协，双方都退让一步，机长（正驾驶）吴士，副驾驶由中国机长担纲。
陈文宽一直驾驶水上飞机，技术好，又是从美国归来，口语好，便于正副驾驶员之间沟通。
选择正驾驶吴士还有一个重要“理由”——他曾两次遭遇日机，既能在陆上迫降又能“落”在水面，不折不扣的“海陆空”大全，可谓“临战经验”丰富。这次开辟新航线所要飞经的区域都是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谁知道是否会遇上日本战斗机！
按照上述四点舜畏尚杏u谥泄15《取19宓槿唤缯饷匆桓龅赜颍Ω檬荄c-3飞机所能达到的最大航程。
大致划分一个飞行区域，没有航图，没有气象预报，所经山系没有任何标高，只能是靠目视看着前面飞，所经地区大部分是人迹罕至，谈不上什么地面指挥。
飞哪算哪！
国内段计划是从重庆——昆明，然后飞至缅甸腊戊。
重庆珊瑚坝机场。清晨，天空中刚刚放出一点光亮，地勤人员就开始围着一架dc-3忙碌，做起飞前的最后准备工作。一切几乎都是按着事先拟订好的程序进行，只是机组成员和随行人员上有点变动——陈文宽和他的“海军上将”有紧急飞行任务，没能来。恰好夏普前一天从香港飞回，于是临时把他调来。机长仍是吴士，报务员祖罗（joeloh）。本来原定是黄宝贤跟机，飞机都快起飞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后来得知是突然生病），黄宝贤没能按时出现在现场，就在舱门关闭那一刻，邦德跳了上去，他成了这次没有“飞行编号”的航班、重庆——昆明——腊戊航段中惟一一名“乘客”。
1941年11月20日下午，dc-3从巫家坝机场腾空而起，夏普、吴士、祖罗和“中航”副董事长威廉·兰霍恩·邦德，随同飞机一同驶入了茫茫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