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2年12月12日，陈纳德已经带着他的形骸放肆的“散兵游勇”们狠狠地揍了日本人一顿！
第一仗击落六架日本人“零式”机，落荒而去的日本人都回到基地了，还没回过味，以往中国人一知道我们出来，早就跑远远的，想看都看不见，今天是怎么了？
其实今天这仗打得日本人也没“看见”。
陈纳德确实厉害，知道自己的p-40性能不行，不是“零式”机对手，采用的是“空中游击队”招术，在空中隐蔽等待，日本人进入伏击圈后，从高空冲下，打了就跑！
日本人当然没看见。
当史迪威、杜聿明、孙立人还就是否钻丛林密境还是退守印度争论不休之时，陈纳德又在昆明上空和日本人交上了火。
又是大捷。
长期在涂着“膏药旗”呼啸而来就要“跑警报”、就要躲墙角、钻地洞的老百姓终于扬眉吐气一回了，空战过后，媒体连篇累牍地称赞，昔日这些一直被认为是一群流气十足的家伙此时成了大英雄。昆明当地一家小报记者很有想象力，在报道空战大捷时，用了“飞行中的猛虎”形容这些英雄，于是，“飞虎队”一下名扬天下。
打了胜仗，可陈纳德根本无法兴奋，最重要的给养问题一直压在心头，作为几次战斗的策划、指挥者，只有他心里知道这仗是怎样取胜的，日本人精明得很，不可能总是按着自己的心意出牌。有再一再二不可能有再三，这次胜，下一次就很难预料。
如果有足够的汽油、弹药、飞机零部件，该多好！
空战中几次小胜利，至多是让日本人飞机不会再肆无忌惮地扫射、轰炸，并不足以扭转整个战局，当史迪威和中国军队被打得一败涂地的消息传来后，陈纳德不得不和他的弟兄们把“家”从东吁搬到昆明，和中国惟一一条通路被断绝后盟国的表现一样，陈纳德近于绝望！
现代化战争，没有充足的后勤给养保障，就不能打仗。
继续乱还好，密之那失守并没有使中国陷入绝境，“中航”竟然在无法飞越的地势、无法穿越的气象条件的驼峰航线中杀出一条路，这简直就是奇迹！
一切都出乎意料的“顺利”，想象中的“意外”也没有出现，这让邦德和王承黻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了地。交通部也放下心来，只是觉得“中航”运力太小，陈纳德的“飞虎队”、前线胶着对峙的军队都只是杯水车薪，加尔各答成千上万吨货物都堆积在那里，必须在最短的时间、用最快的速度运回国内。
王承黻更急，但有什么办法，别说外交部长许诺的三十六架c-47没有，整个公司连十六架都没有，现在只有这十架c-47在汀江——昆明间飞来飞去，每架c-47最多载重三吨多一点，好像蚂蚁搬家一样，一点一点地往回运。能飞得起来的飞机都飞起来了，能派出去的飞行员都上去了，所有的潜力已经全都挖了出来！
惟一的办法就是让飞行员们拼命飞。
印中联队有飞机，也有未曾执行的飞往中国的“计划”，还来不及检讨在缅甸落花流水、稀里哗啦的失利，史迪威坐不住了。和中国军队将领、和他的中国最高统帅相处是否愉快可以忽略不计，眼下最先要处理的是，规模军事补给中国已迫在眉睫。
国防部已将这个联队一部分人和飞机调到中东，剩下的都是破烂c-47，那也得飞。
史迪威的命令下达了，再次出乎他的意料，印中联队司令奈顿将军拒绝执行命令！
简直就是在缅甸那一幕的翻版，只不过是由外国人换成了自己同胞。
奈顿不是不执行上司命令，确实有他的难处。新货机和骨干人员都被前任带走了，给他留下的，是一个严重削弱的运输系统，基本没有“战斗力”。奈顿去见史迪威，要求在汀江和昆明两端机场不少于五个联队，c-47总量在一百架以上时，才能真正保证运力。
史迪威并不理会奈顿的苦述。
据说，见自己命令得不到“贯彻”，史迪威怒气冲冲找到奈顿，见面后，两人曾有过这样的对话：史迪威：“印中联队还有几架c-47？”
奈顿：“三十五架，将军。但有十架因为损坏不能飞行。”
史迪威：“中国航空公司只有十架c-47，现在是1942年7月30日，我得到的数据证明，就在这个月，他们已经运送了1293吨货物，而你们……”
奈顿：“我们也在飞，先生……”
史迪威：“可你们三十五架飞机只运送73吨，这点东西，我肩挑背扛都能做到。
中国人能，你们为什么不能！我不想听任何‘不’的理由，执行我的命令，马上飞！”
“是，先生！”
奈顿气呼呼走了。
印中联队的c-47勉强飞了起来，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走的哪一条航线，▲遭日军追杀坠毁在丛林的运输机。
能查证到的是，十架c-47只有五架飞抵昆明，再回到汀江，又少了一架。
六架飞机，全都摔到“中缅”交界处和横断大山那一带，不知他们遇到了什么突然的气候变化，连对地联络都没有，就杳无音信了。早晨停机坪还一架挨着一架，晚上，空了。
伤了元气的印中联队彻底不行了，仅有的一点战斗力荡然无存。悲伤未过，只过了半个月，奈顿调走了，他是无奈而去的。接替他的，是克莱顿·l·比斯尔准将。
准将这边命令印中联队的飞机继续飞越“驼峰”运送物资，那边向史迪威和华盛顿报告，内容和口气和他的前任一样：在安全没有得到可靠保障，没有足够机场，c-47少于一百架，任何想增加对中国的补给都是徒劳的。
接到克莱顿·l·比斯尔准将的报告后，对正在艰难挣扎中的国民政府，美国国防部更是没有了信心。
焦急的史迪威给蒋介石发电，中国战区总司令睬都不睬。
全乱了。
再寻他路蒋委员长没有时间理会他的“参谋长”，此时，他正忙着制定一项计划，这项计划，也只有最高军事委员会、交通部少数几个人了解。
日本人很轻易地占领缅甸，截断中国陆路、空中通道，对国民政府抵抗能力打击太大，虽然现在“中航”飞行员们冒死飞连接昆明、汀江这条驼峰航线，勉强维持前方和政府给养，但日本人已经扬言，要继续向西北推进，打到汀江、打到加尔各答，彻底“解放”印度，把侵略者（英国人）赶出去！想想，日本人不是空嚎，凭他们势头正旺，万一哪一天真要是猝不及防再把汀江、加尔各答给占了，后果不堪设想！
蒋介石早就想到过印度问题，为此还给宋子文专门发电，现在看来这种“猜测”
未必不准确。怎么想都是一身冷汗。
未雨绸缪，必须再闯出一条新路！军事委员会把绝密任务下达给交通部，并严格限定：参加者，必须为中国人！交通部再密令王承黻：挑选最好机组，不计任何风险和代价，必须再打开一条新通道。
说不清蒋委员长和军事委员会当局是什么心态，任务层层都以“绝密”级下达，所有的一切都在极度机密之中准备和进行，把美国人蒙在鼓里，连“中航”董事长邦德都不知道。
2004年4月18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使本已春意盎然的上海在一夜之间气温骤降。吴东中路一幢破旧大楼前，毫无准备，穿着t恤出来、被冻得瑟瑟发抖的我按多年目视寻找习惯——哪更陈旧、破烂，哪就可能找到老人家！凭感觉敲响一扇铁门，能听见蹒跚的脚步移动很是一会儿，接着，防盗栅栏打开一条门缝，一位感觉是几个世纪前的老人褶皱的脸露出一小块，那一刻，和任何一次采访的心情相同，怦怦乱跳的心变得平静下来。
是他，华祝，从1938年进入“中航”经历过太多事情的老人。
九十多岁的老人记忆还算不错，听我说明来意后，脱口而出：“加尔各答！”
新航线起点定为重庆。为此，王承黻背着邦德特地调拨一架c-53，机组也是他特意挑选的：机长：陈文宽，副驾驶：潘国定，随机报务员：华祝，全是“中航”精英！按委员长、最高军事委员会、交通部的指示，王承黻只给机组规定航线要必经四点：重庆、迪化（今乌鲁木齐）、白沙瓦、卡拉奇，绕开缅甸，直接进入印度（当时，印度、巴基斯坦还未分离），至于怎么走、怎么飞，全权下放机组。
说白了，就是要在新疆和印度（今巴基斯坦）之间的鬼门关上再打开一条通路，华祝老人说，从航线挑选看得出，国民政府为了避免再被堵死，费尽心思、殚精竭虑地要再闯出一条新的航线。
准备时间只给了两天。好在c-53和c-47基本相同，无须特别改动，只是担心高空严寒，特地加装一个供暖管。1942年7月17日下午，三人准备飞往成都，按计划，那里是航线的起点。在临上飞机前，王承黻把机长陈文宽拉到一边，神色凝重地递给他一个密封着的信封，并嘱一定要在成都落地时才能开封。
在成都落地后，陈文宽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是空军总司令王叔铭的亲笔书：兹有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毛邦初、衣复恩搭乘本架飞机监督全程飞行。王叔铭空军最高军事指挥部门都参与了，到这时，三个人才终于明白，为什么要把美国人、把邦德抛在脑后，同时，更加意识到此次飞行的重要性！
7月18日清晨，成都凤凰山机场，机组三人正在做起飞前的最后准备，一辆小汽车驶到c
-53旁，两个气宇轩昂的军人走下汽车，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指挥部总指挥毛邦初，曾为蒋介石专机正驾驶、空军大队长衣复恩跳上机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