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这里起降，难度相当大，要求驾驶技术相当高才行。
老人说，当时还挺担心的，现场的气氛有些复杂，此时如果出现的是一架直升机，也许还好些。
都是天天和飞机打交道，对飞行真是太熟悉不过了，正想着，c-47飘飘悠悠顺着那条“备战”路还真下来了，舱门洞开后，也就不管那么多了，大家伙一拥而上。
老人们都说，天天都和飞机打交道，维修后试飞时上天兜一圈也是常事，但像这次，在一个城市中，用现在的话就是搭着“飞的”上班，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这下可算长见识了。
汽车不能通行的路，c-47只用了十几分钟就走完了。
再问老人：是谁驾驶的飞机？
梁鹤英：“记不太清，但应该是夏普，因为公司的飞行员都在汀江——昆明的驼峰航线上飞行，他是公司机航组主任。在加尔各答，也只有他有这个本事让c-47降在那样的地方。那次他把一架快散架的飞机从南雄飞到加尔各答，弄得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一个个性张扬的人，碰上这个机会，他应该是不会放过的。”
是夏普。
罢工（二）：大敌当前，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罢工”
记得在一次采访中，隐约地听到一位老人说过“中航”也曾有一次罢工，邦德日记也很含糊地提到此事，于是在我印象中，一直都认为这是继印度人罢工后不久中航自己的一次罢工，也在加尔各答。直到写下这个题目后，晚间和梁鹤英老人在电话中闲谈时，老人听说我写“中航”在印度的罢工，在话筒那一边，明显感觉到老人急了：“没有、没有，我们在印度肯定没有罢工。大敌当前，一切都是为了抗战，哪还有心思去罢工啊，再说，罢工不外乎是增加薪水、减少工作量、提高待遇什么的，我们拼命干还怕每天干得少呢，罢什么工啊！”
再问老人，在加尔各答肯定没有罢工？
老人回答：“起码，我在印度三年，没经历过。”
陆元斌：“飞‘驼峰’的三年多时间，大家都异常紧张，不仅飞行员如此，地面的机务、商务人员更是忙碌。无论是潮湿酷热、还是大雨滂沱，排除故障、维修飞机，迅速装卸货物、编制舱单，都是在最快时间内完成，所有的人目的只有一个——使飞机尽快起飞。大家忘我地劳动，效率极高，在‘驼峰’飞行期间，由于机务或商务原因而耽误飞行的事，就我所知，还没听说过。”
想想也是，老人说得对。中国人在外辱面前，从来都是空前团结，一致对外，说老人在加尔各答罢工的确是没有道理。
但还是有疑虑，连续问了几个老人后，老人们说，真正的“罢工”有一次，是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是“中航”公司从加尔各答回迁到上海龙华机场以后，起因……老人们说也是由于很小很小的一件事，后引发众怒，此时，抗战已结束，没有“大敌”了，于是发生了罢工。
老人的话只是讲述了表层，因为我相信，任何一件重大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内在的实质，如果单是一桶润滑油就造成整个“中航”公司的动荡，肯定有深层次的“罢工”
因素在其内，诸如中美双方待遇不平等，中方副驾驶升迁慢……
没错，之所以后来导致全体罢工，矛盾全在中美双方的待遇不平等上。
可王承黻和“中航”顾问亚瑟·扬在1943年9月提交交通部的报告中，确实提到了出现罢工的苗头。这又是怎样一回事儿？不是“真正”的罢工有没有？
再一次请教黄元亮，听完我的陈述后，老人沉思片刻，然后告诉我，在加尔各答是有一次，但不是罢工，而是通过工会和美方协商。因为那个时候，抗战是每个人心中的头等大事，不会出现罢工这一说。
起因：美国领班让一位中国青工看修好后的c-47还有多少存油，也许是天太热、也许是那名青工认为这不是一件多大的事情、他随便报了一个数。
几个小时后，此事“东窗事发”。一开始，也没有人往心里去，这也不算什么事啊。
但在合资的“另一半”中，这，就是天大的事件。美国领班没有通过中方，直接将此事上报他的顶头上司，据说，没多长时间，给这个青工还安了一个“罪名”，要将其开除。
大家这才着了慌，在这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的，开除一个人，让他去哪儿?直接去找美方，对方不应，于是，大家忽地想到了，自己还有一个“组织”——工会！
工会协调的结果，“中航”收回开除青工成命。受王承黻指派，前往加尔各答调查的“中航”顾问亚瑟·扬给公司高层写下了这样的报告：我们发现情况是复杂的。麻烦的近因是因为一个不幸的恶作剧被不相称地夸大了，以至成为接近罢工的诱因。但是不满的真正原因隐藏得较深……这里和汀江的地勤人员不得不在临时简陋的车间里工作，没有足够的机器和工具——仅仅因为建造和购买都需要时间和排队。还有住房短缺、文娱设施不足等等，使人员福利工作没有能够做得像要求的那样多。这样，有些人在这种大集体生活中难免的有个人牢骚。(注三)在某种程度上公司的责任是没有早一些处理抱怨的原因。我们现在正在纠正这些问题。
想想看，几百名二十一二岁、正值“青春激昂”年代的“孩子”，如果是在和平年代，他们本应该或是继续求学、或是和女友缠绵、或是已经成家立业，可是现在，他们却每天在另外一个世界、在地球上最酷热的地方、在火一样的太阳下面，重复着单调的劳动。
毒辣的太阳，是他们的伴侣；周身的油污，是他们的标记；单调的日子，是他们每天的生活……
在中国，他们都有温暖的家，有着爱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是这该死的战争，让他们颠沛流离……
问老人，在加尔各答那几年，回过家吗？
梁鹤英：“想啊，可是家在哪里啊，都不知道。”
黄元亮：“做梦都想，想我妈妈，但就是回不去啊。现在多好，在外面读书打工的，想家，买张车票就回去了，我们那个时候不行啊，有的人想家，说着说着就哭，我们就赶紧劝，也是边劝边哭……”
感谢“洋”顾问那份“报告”，对职工们的苗头和倾向，他没有一句“指责”和“上纲上线”。
注一：李永着《刘敬宜传》第118页注二：李永着《刘敬宜传》第120页。
注三：亚瑟·扬日记。
正文第十六章战争，从未让女人走开！
“驼峰”，岂止是三个女人的啜泣！
战争，让女人走开！
二十多年前，这绝对是一句时髦话，现在听起来，还是那么极富有诗意和冠冕堂皇。
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战争，女人从来就不能走开！
不仅不能“走开”，而且，还要付出巨大的牺牲。
从日本人拦截民航班机、阻断中国空中通道开始，中国航空公司、欧亚航空公司的客运航班就是日本人重点攻击对象。在日本人的狂轰滥炸下，两家航空公司的飞机，无论是停靠地面还是在空中飞翔，全都遭受日本人不问青红皂白的毁灭性攻击。欧亚航空公司本来飞机就少，几次攻击后，飞机已丧失殆尽，等到全面抗战开始后，作为“轴心国”的“同盟”，欧亚航空公司合资的另一方——德方人员撤走，航空公司已经处于无“机”可飞的窘境，完全陷于停航状态。“欧亚”停业，但机师还在，1942年年末，航委会一纸调令，把公司中最优秀的飞行员、曾载着蒋公子差点和委员长飞机相撞的林大纲机组抽调出去，执行“特殊任务”。
执行“特殊任务”的机组总共三人：机长：林大纲，副驾驶：房荫枢，报务员：174萨本道。
林大纲，1912年出生，福建福州人，空军笕桥二期毕业，这是六年采访中，笔者所知道的，在中国空军和“两航”所有飞行员中，资格最“老”的一位。
副驾驶房荫枢的个人简历一直没有查到多少，报务员萨本道可谓出于声名显赫世家。
萨本道之祖父，系北洋水师“康济”号管带萨镇冰是也，其本家还有一位同样在中国历史上注定要留重重笔墨之兄弟——萨师俊，“中山”舰舰长。1938年10月24日下午，湖北武昌附近，六架日机轰炸“中山”号，萨师俊率领全舰官兵奋勇抵抗，直至最后壮烈牺牲。
萨家祖辈几乎全是在中国海军，一生都与波涛汹涌的大海搏击，偏偏到了萨本道这里，没有游向大海，而是选择了蓝天。
林大纲夫人苏蔓莎回忆说，当时在整个中国空军中，只有衣复恩和林大纲能飞夜航，自从林大纲接受“特殊任务”后，几乎都是昼伏夜出。
和林大纲、房荫枢有着密切交情的原“欧亚航空公司”报务员郭永凡老人也说，林大纲是欧亚航空公司技术最高超的飞行员。老人告诉说，副驾驶房荫枢原是正驾驶，调至机组后，才屈格使用，至于萨本道的通讯技术就更不用说了。
两个飞行精英，一个名门后代加报务好手，这样雄厚技术力量组成的机组，可见航委会挑选机组要求之高、标准之严格。
一切可以证明，这是非常“特殊”的任务。
不仅飞行人员精挑细选，连飞行任务也绝对保密。
保密之程度，飞行路线、飞行航线有时连航委会都不是很清楚，都是委员长侍从室那边直接调动。
苏蔓莎老人说，大纲什么都不和我说，我也知道他执行的是特殊任务，也不多问。
每次出任务，外面接他的车来了，他拿起皮囊就走，几天后，人回来了。每次看见他出去，我就开始提心吊胆，不知为什么，仿佛是在天之灵的提示，我总是有一种预感，总是觉得要有事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