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此后他再也没
有练习过国画，却一直保持着对中国书画的浓厚兴趣。
1970年夏天，按照“面向农村，面向厂矿，面向边境，面向基层”的分配方针，
最后两届大学毕业生绝大多数被分配到边远地区的基层单位。解思忠被分配到地处
宝鸡市的陕西省第七建筑公司，在施工队“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与从农村招来
的农民工一起做小工，干些挖土、搬砖、拌灰浆之类的力气活。
1971年秋天，工地由于暂时没有技术人员，把一座45米高的烟囱砌得弯弯曲曲，
构成重大工程质量事故；公司召开了现场会，决定拆除重砌，并指定解思忠在继续
做小工的同时，负责该项工程的施工技术。对既没有施工经验、又得做小工的解思
忠来说，这的确是个考验。由于他的敬业与严谨，竣工后经仪器测量，垂直误差居
然为零，在公司一时传为佳话；他自己也因此而很快被任命为施工技术员，在同一
批分配来的40多名大学生中最早结束“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1972年初，解思忠接受任命后离开宝鸡市和刚组建的小家庭，来到地处秦岭腹
地的略阳钢铁厂工地。建筑工地的生活本来就艰苦，由于地处山区，在艰苦之外还
增加了单调，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工地食堂的早餐和晚餐从来不变，都是馒头、
玉米面粥和同一种廉价的咸菜；中餐很少有荤菜，大约每个月才能吃到一次肉。在
矿区施工时，他一度住在山坡上用席子和油毡搭建的简易工棚里；床前荒草丛生，
窗外青苔壁立，每天只有五六个小时能见到太阳。
尽管生活艰苦，解思忠和周围的工人却相处得很融洽。他对工人很尊重，经常
教他们看图纸，给他们讲授建筑施工知识；工人对他也很尊重，不仅在工作上支持，
而且在生活上也给予关照。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从懂事起，我就长期生活在农村，无论是家庭的社会地位，还是家庭的经济状
况，都处于社会的底层，因此，从小就是仰面看着世界的一切……考上大学后，用
一句世俗的话来说，就是成了‘社会的骄子’——在当时的同龄人中，能上大学的
还是极少数；然而，这种在底层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平民意识却已刻骨铭心。大学毕
业后，在建筑施工队伍中生活的10年时间里，与工人朝夕相处；这段经历固然充满
了酸甜苦辣，却更加强化了我的平民意识，使我此后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和周围
的人群融为一体，无论身居何等地位也不为职务所累，始终能以一个普通人的角色
自由自在地生活。
解思忠在秦岭大山里一呆就是三年多。1975年夏天，由于修建首都国际机场候
机楼，需要从公司借调施工人员，他被选任该项工程的技术监督——相当于现在的
工程监理。当时，要求担任这一职务的施工技术人员必须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
；他从开始担任施工技术员，到后来担任施工队技术负责人的三年多时间里，负责
施工过20多项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
在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工程长达四年多时间的施工过程中，每一道工序的交接
和每一项隐蔽工程的覆盖，都要求通知技术监督到场进行检查，经验收合格、签字
同意后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由于解思忠的敬业与严谨，在整个施工期间，凡经他
签字验收过的项目，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候机楼工程竣工后质量被评为“优
良”，他自己也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76年唐山地震后，解思忠曾到现场对建筑物受灾情况做过考察，感触很深，
便在紧张的施工之余，独立进行了关于工程抗震的科学研究；所撰写的科技论文《
关于提高砖砌体抗震性能的探讨》，发表在国家级学术刊物《建筑技术》上。鉴于
他的施工技术水平与科学研究成果，由工程师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候机楼工程1979年秋竣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得到各方面好评。
当时的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后改组为建设部）从担任候机楼工程施工的管理人员中
选调机关干部；经公司领导推荐，总局派人考察，解思忠于1980年初被借调试用，
6月正式调入。
这次工作调动，意味着解思忠走出了秦岭大山，离开了大西北，同时也结束了
风雨10年、给他留下太多难忘记忆的建筑工地生活。这次工作调动，标志着解思忠
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从此，便由基层施工单位进入中央国家机关，走上了从政
之路——尽管这是他此前从未想过的，也并非是他所刻意追求的。
解思忠（3）
艰难曲折文学路
早在初中时期，解思忠就开始做起了“作家梦”。
到县城上初中后，解思忠第一次在阅览室里看到那么多的文学刊物；于是，每
天课余时间都要去阅览室；而且，自己还订阅了阅览室里没有的《文学知识》等杂
志。他还经常到离学校不远的新华书店去看书，遇到特别喜欢的便狠狠心买下。这
些订杂志和买书的钱，都是假期和课余勤工俭学挣来的；而他当时为了省钱，却吃
着开水泡馒头，连咸菜也舍不得买。
文学书刊看得多了，写作的水平也就相应提高了。从初中到高中，解思忠的作
文在全班、乃至于全校都一直是佼佼者，经常被老师批上“贴堂”二字，重抄后张
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给其他同学看；有的还被抄写在黑板上，作为范文讲解。随着
对文学的兴趣日渐浓厚，他立志将来要成为一名作家。当时，社会上正流行着《青
春之歌》《林海雪原》等长篇小说；每当他拿起这些厚厚的书时，总忍不住用手反
复摩挲，久久地凝望着封面上的作者署名，心想：我要是什么时候也能写出这样一
部长篇小说就好了！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解思忠曾暗自下定决心，将来要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
平时他努力学好各门功课，假期则集中时间专攻文学。他曾利用一个寒假，摘录了
数百首唐宋诗词，装订成册，取名为《绝妙诗词》，供自己欣赏背诵。他还曾利用
一个暑假留在学校里，白天勤工俭学，晚上挑灯夜战，钻研古典文学。为了避免干
扰，独自住在一间堆满课桌椅的教室里——由于进出都得低头弯腰，从课桌椅的缝
隙中间小心翼翼地钻过去，别人也就不进来了；一个暑假下来，他把从先秦到明清
的散文名篇摘抄了几大本，并将其中部分篇章翻译成白话文。
然而，就在高中毕业之前，解思忠却突然改考理工科，原因是担心家庭出身会
影响录取。在当时那个“极左”年代里，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往往会由于“政审不
合格”而被剥夺录取资格；即便能合格，在录取时也不会一视同仁，尤其是全国重
点大学和文科类专业。他想，自己虽然一直准备报考文科，但数理化成绩在班上也
是名列前茅，如改考理工科，反而更有把握考取全国重点大学；而且，学理工科并
不妨碍自己将来实现当作家的理想——他曾在一本介绍俄罗斯作家的书中看到，有
位作家同时也是工程师。
进入大学后，解思忠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仍然保持着对文学的爱好与追求，课
余时间经常到图书馆去看书、借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尽管绝大多数文学作
品被视为“封资修”而遭禁，学校和社会上的图书馆都被关闭，书店里也几乎买不
到什么书，但他还是想方设法地借阅了大量的人文著作。1967年9月，正当“文化
大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他在北京的大姐家住了一个月，每天闭门读书，把《鲁
迅全集》从头到尾地看了一遍，并摘抄了一本语录；从那时起，他不仅对鲁迅先生
深刻的思想佩服之至，还开始对国民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参加工作后，在秦岭山区的艰苦环境中，解思忠又把文学当作自己的精神寄托。
1973年春节放假后，解思忠留在工地值班；期间在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
是儿子出生了；二是他自己立下了创作一部反映建筑工地生活长篇小说的宏愿，并
以诗言志，题为《读〈孟子·告子下〉》：“舜本农夫，躬耕畎亩；傅说为相，举
于版筑。考其根由，俗子凡夫；何以玉成？艰难困苦。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自强
不息，大行不偏。君子酬志，十年未晚；不鸣则已，一鸣冲天。”——10年之后，
他创作的另外一部长篇小说终于被出版社采用！
当时，虽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中，文学园地依然荒芜凋零，却不再是前几
年那种只有几个“革命样板戏”的状况，已有几部长篇小说问世，有些省级文学刊
物也陆续恢复。解思忠为了赡养老人、抚育孩子，自己每月只留用十几元钱的生活
费，却还是咬咬牙，把当时的文学刊物几乎都订了，以致于邮局还以为他是在为单
位阅览室订杂志。在矿区施工期间，工地上只有一份《陕西日报》；他经常吃过晚
饭后，骑自行车颠簸十几里山路，到厂区的阅览室里去看报纸，然后披星戴月地摸
黑回来。